一
　　由汉中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文史学者李振峰创作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天汉丰碑——汉中廉吏前贤故事》，近日由三秦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书内辑录了汉中历史上的张骞、李固、诸葛亮、张鲁、吴玠吴璘兄弟、文同、严如熤、王世镗等28位为国家建功、为百姓造福的仁人志士的廉洁故事，作者用文学的笔法描写历史，选择廉吏的事迹讲述故事，以故事的形式来传播精神，是一本值得品读和珍藏的好书。
　　二
　　宋朝北、南交替之际，川陕汉中一带，成为“极具战略意义的军事要地”。按照该书作者说法：“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吴玠、吴璘两兄弟率军来到这里，他们英勇作战几十年，扭转了金军肆虐的被动局面，为南宋延续奠定了基础。”全文读来，吴氏兄弟率军抗战对于整个国家的意义，如此评价，是站得住脚的。
　　汉中处于我国腹地，居然成了民族级别的战争前线，历史上似乎前所未有。据作者陈述，吴玠吴璘等将领，面对气势汹汹的金军，在此打过多次大仗、硬仗、胜仗，着实令人无限感佩。一次，与王蓬、振峰诸位大家踏勘褒斜道，王蓬兄指着不远处一处山隘，说这里即是宋军大胜金兵之武休关。此处关隘狭窄，流水湍急，正是伏击战的合适地界。拜读振峰先生大著，得知详细，对先辈智慧及勇烈，更增添无限感佩。人们一般认识，以为宋朝重文轻武，其实，“武”是时代特殊，“文”才是社会正常。吴氏兄弟在汉中抗战数十年，护卫了西南大半江山，给我们极深启示。
　　三
　　吴玠、吴璘、张骞、李固、诸葛孔明这些有全国影响的人物之外，《天汉丰碑》一书，作者还从正史，县、府志书中寻迹梳理，介绍出数位不常为人们关注的廉吏前贤。他们的事迹，读来同样让人感佩动容。如清道光年间倡修汉中“钟鼓楼”的知府杨名飏，一是重视水利，上溯数千年，皆以农耕为本，水利为其命脉；二是“推广桑蚕”，汉中当年可供植树的地方很多，植桑养蚕，就是为民谋福利。
　　杨知府功绩还有“大种洋芋”。据资料，“洋芋”进入中国福建一带，大约在明万历年间，之后渐向全国扩张。按史学家史景迁的说法：“虽然西方的农作物传入中国是在明朝晚期，但是真正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却是在清朝。”他给了一个数据：“清朝的人口爆炸——从十八世纪早期的一亿五千万增长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四亿五千万——如此剧烈地增长，影响了当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人口暴涨，洋芋的引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社会，官员们是传播新事物、引领新观念的紧要载体，也是新事物得以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作者写杨名飏“下大功夫推广种植洋芋，使汉中成为全省洋芋的主要产区”。杨公升任陕西巡抚后即发布种洋芋谕令，印发了其起草的《种洋芋法》。《种洋芋法》中对如何选地，如何切块如何收获、煮食及如何保藏……均作了细致解说。一位巡抚，倘未参与种植，万难写得如此具体入微；其次，没有为民谋福利之信念，他或许不屑于作这样的《种洋芋法》，这篇文字表述的方式，今天种洋芋者仍然沿用。汉中人应当记着，我们“好”的这一口，是近两百年前杨知府的功劳。
　　四
　　当时官吏大都是科考入仕，他们学习到古籍经典的内容，长久以来，内化为他们的为官之道。《天汉丰碑》一书介绍的多位官吏，譬如驻守汉中十八年的严如熤；倡修钟鼓楼的杨名飏；曾任职沔县、定远（今镇巴）的马允刚；曾任留坝同知的陈文黻……他们大都重视教育、兴学建校；几乎都筑堰修渠，兴修水利。后来为百姓称颂之官吏，除去本身廉洁，史志更多记载着他们的功绩，这成了当时乃至今天判断官员优劣的基本指标。
　　言为心声，《天汉丰碑》作者振峰先生在该书封底，征引了这样一节文字：“州县为亲民之官，知府有表率之责。若亦不念切民瘼，躬先刻厉，能不有忝厥职，自负初心乎？”这是曾任汉中知府杨名飏《寓汉南同官书》中的句子。笔者认为，表达了作者对所有为官者皆应具备这般“初心”的期望。
　　振峰先生在描述对汉中有贡献的古人时，常用到如对先辈之敬称。譬如记叙南宋功臣虞允文，行文之间，常称“虞公”；写记在西乡、城固为官且留美名的王穆时，最后一节，以“王公”结语（在笔者看来，这是情不自禁）；为严如熤记传时，几乎通篇敬称“严公”；写记杨名飏时，也通篇尊谓“杨公”……敬重之情，溢于言表。
　　著者将此书命名《天汉丰碑》，他是将这批建功于世、造福生民的官员，视为“丰碑”式人物。正因为有此认知，作者落笔，满怀激情，思潮奔涌，文字通达快畅，极富感染力。在笔者看来，作者是用手中之笔，凿刻这一群像，且成功凿刻出一方立于汉中大地山川的人间“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