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关于父母的故事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对我们来说是个秘密，甚至是不能言说的禁忌，虽然我们就是这个秘密和禁忌的直接产物。伴随着子女们长大成人和父母的渐渐老去，秘密慢慢被揭开，惊叹“原来如此”之后发现有人开始写他们一代人的故事了，看了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和《父母爱情》，感慨之余也告诉自己，我父母的故事已经被别人写过了，写完了。
　　部队大院里盛产多子女家庭，父亲进城后再婚和老夫少妻的婚姻模式也比较普遍。革命虽然让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荣升为共和国军官，却根本没有去除掉他们骨子里男尊女卑和多子多福的旧观念，妻子们一旦随军，就成了专职的生育员。加上军区大院里的特权供给，不用担心孩子的喂养问题，一家一群孩子在院子里混着长大，混着读个初高中，一身军装一穿就打发着当兵去了。我常反省，自己性格中那些粗放的东西是不是也与这种生长环境有关呢。
　　我的母亲是农家长女，外公粗通文墨，又因木匠手艺而在乡里一带有些威望。外公这点有限的见识使得母亲有了外出读书的机会，父亲遇见母亲的时候，17岁的母亲正是米脂中学的初中生，已经长足了个头，很有进步女青年的范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父亲时任米脂杨家沟区委书记，并很快进城当了米脂兵役局局长，正是马力当前运势通达的时候。父母的婚事不知是否有组织撮合的意思，总之是经过同事的牵线，父亲第一次去米中找母亲，恰巧碰到母亲在台子上表演歌剧《刘胡兰》，这使得相亲见面也有了些戏剧性，父亲说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了母亲，扭身回到单位让同事给外公传话他要提亲。这时候我的亲外婆已经病逝，外公刚刚娶进了新外婆，按照我母亲的说法是，他们合计好了巴不得早早嫁掉她，好卸掉养活她还要供她念书的负担，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外公看好这个女婿，觉得姑娘攀了高枝儿，肯定能过上好日子，自己以后也就有了依靠。因为前后两个外婆都没有给外公生下儿子，这是外公说不出的一块心病，潜意识中他可能把长女当儿子养了。
　　母亲先是被蒙在鼓里，等知道情形已经是迎娶在即了。外公把她拉到父亲面前说，愿意嫁就能继续念书，不愿意就回乡下另找婆家，家里也供不起你念书了。这个选择太致命了，等于没有给她任何选择的余地。母亲瞪着父亲说，你答应让我念书？我要一直念，还要念高中。父亲赶紧答应，没问题，一直念，我供你。母亲真的很天真，但也不能说父亲没有兑现承诺，实际情况是，婚后不久母亲就怀了大姐，她硬是坚持到初中毕业，上高中却成了永远的梦想。
　　在新婚的洞房里，母亲才知道父亲曾有过婚史，父亲也才知道母亲仅有17岁，但缘分已经铸就，母亲的委屈和不平让她从此占据了家庭的强势地位。父亲生性敦厚温和，虽然是因为外公的原因欺瞒了母亲，但他一生都觉得亏欠母亲，于是事事让着母亲，也努力想让母亲过得幸福。婚后的最初几年，母亲除了生育，还有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我的几个姐姐都曾寄养在农村奶妈家，一直到我的哥哥——家中唯一的男孩出生，父亲决定让母亲辞职回家养儿子，父亲那次少有的专断把母亲彻底拉回了家庭，于是哥哥之后又有了我和两个妹妹。父母很遗憾再没捞着个儿子，却以人口数量取胜成了部队大院里有名的“大户人家”。记得那时候有亲戚和熟人来找，走进院子只要问孩子最多的人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会准确无误地指引到我家来，甚至我们家搬出军区大院很多年后，坊间流传的依然是周家一个儿子和众多女儿的故事。父亲在外带兵，母亲在家带娃，从我眼里看去，父亲带兵是相当的安逸，而母亲养育我们一群子女，却是万分地辛劳。父亲当然明了一切，他能做的，就是下了军区小灶，把每月特供给他的四十斤细粮带回家来，让孩子们的伙食能够有所改善，再就是任由母亲一手掌管家庭，并且以身作则，确立和不断巩固着母亲在家中的一元化领导地位。
　　母亲过世以后，父亲和我聊起当年。父亲说，你妈这辈子跟了我，没享福净吃苦了，我不是怕她，是想由着她的性子，让她过得顺气些。父亲又说，你妈是个好女人，脾气不好但心善明理，如果她能有你们现在的条件，她也不会一辈子憋在家里，我们家数你妈的功劳大。母亲在世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苦能吃，罪能受，气不能受。是父亲的宽让和忍耐，使母亲一生虽然吃苦受累，却获得了当家作主、发挥个人意志的精神自由；也因为父亲的支持和信赖，使母亲在儿女们面前有了威严，得到了儿女们的敬重和爱戴。
　　对世间最难说清楚的爱情这个词，至少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以狭义的角度看，我们上一代人的婚姻生活大多不能算作爱情，他们以组建家庭、传宗接代为目的而走在一起，又以亲情的力量将婚姻维持到老。我一直觉得父母的婚姻也概莫能外，也曾深为他们这一代人不懂爱情而悲哀。我的改变是在1994年，父亲曾陪母亲来西安看病两个多月，这是自打我读大学离开家和父母朝夕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母亲不知是因为年老还是病重虚弱的缘故，她的火爆脾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乖顺得像个孩子，注视每一个人的眼神都是那般温暖慈爱，倒是父亲变得多事而且固执，他为母亲的病情而着急上火，对医院对我们的安排统统不满，若和母亲有了争执，最终让步的反而是母亲。母亲手术后准备回老家，有一天上午，父亲突然说要出去走走，我们都没当回事，只叮嘱他早点回来，没想到直到晚饭时间还不见父亲，那时候没有手机也联系不上，大家都宽慰母亲说父亲熟悉西安，不会有事，母亲没说什么，只是坚持站在玻璃窗前，紧盯着院子大门。当母亲叫着说：回来啦，你爸回来啦！我赶快跑过去，果然看见父亲甩着手臂走路的样子出现在大门里，我听到母亲骂了一句“死老汉”，只见欢快的泪水顺着母亲苍白的脸颊奔流而下。我曾无数次地经见过母亲的眼泪，但这一次，真是无比地震撼了我。
　　父亲进得家门已经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任凭怎么问都不说自己去了哪里，后来他才告诉我说：我知道你妈的病不好，我想再去钟楼转一转，恐怕这次回去再来不了西安了。那时候我家住在和平门外的李家村，父亲一人步行去了钟楼，在钟楼上不知呆了多长时间，然后下钟楼又步行回来，父亲纵然有当兵行军练就的走路功夫，但是那一年，父亲已经76岁了。
　　我的母亲61岁病逝，就像母亲自己所说，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就被老天看见了。老天为何不让母亲这样的好人多过一些好日子，我不得而知，父亲则从此开始不信医药，将余下的生命交还给自然。母亲去世18年后，父亲寿终正寝安然离世。送父亲上山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母亲期盼的眼神，看到她终于等回父亲时，那欢欣奔涌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