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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3年03月10日
理 论
《满江红》与历史叙事的可能和限度
○ 石燕


  2023年的春节档,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成为票房冠军。然而,观众对该影片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化的感受。尽管其中的原因不一而足,但争论最为集中的,当属影片的历史叙事及其所传达的历史观念。
  《满江红》的历史叙事让人无法回避。首先,片名本身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其次,故事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影片取材于南宋绍兴年间,聚焦于秦桧与金国会谈的前夜,围绕着金国使者所携带的一封密信,讲述了民族英雄岳飞死后各方力量的角逐。再次,《满江红·怒发冲冠》是影片试图召唤观众历史记忆的最为重要的载体。影片中争夺金人密信的主要力量秦桧方和小兵张大所代表的岳家军一方,最终在集体背诵岳飞遗作的结局中实现了不可毁灭的历史正义:忠于信仰、顶天立地的爱国主义战胜了服从现实、奴颜屈膝的投降主义。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满江红》的叙事手段。影片从微观视角切入,截取宋、金会谈前夜的两个时辰这一历史瞬间,以小人物(小兵张大、舞姬瑶琴等)为叙述对象和历史主体,通过对普通人理想信念的具体呈现来表达爱国主义精神的崇高和感染力。这不仅与历史正剧惯常运用的宏大叙事拉开了距离,而且还给予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
  有趣的是,《满江红》历史叙事手法背后所传达的历史观念与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大仲马颇为接近。后者认为“历史是一枚挂小说的扣子”。显然,无论是大仲马,还是张艺谋,二者艺术世界所着力描绘的历史,与其说是调用各自的艺术媒介还原过去,倒不如说是表达当代人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思考罢了。
  实际上,张艺谋要走得更远,《满江红》的历史叙事折射出“新历史主义”的光芒。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并不是对史实单一地记录,亦非对于过去事件的单纯记录,而是一种观念建构的结果。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满江红》对“大事件”(岳飞屈死、秦桧求和)下“小人物”(小兵张大、舞姬瑶琴)冒险经历和情感世界的讲述,是一种“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具象表达。它的优点在于能够细腻地讲述南宋普通人对这一“大事件”的认识。从这一意义上讲,《满江红》重新书写宏大历史的探索值得肯定,其尝试也为观众走进云谲波诡的南宋历史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然而,影片中的假秦桧以及假秦桧背诵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的场面,着实让观众吃惊了一把。历史上有假秦桧吗?后来遗臭万年的秦桧(尽管后来证明是假的)还会背诵《满江红》?那个被万人唾弃的卖国贼究竟是真秦桧还是假秦桧呢?这一连串疑问指向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历史叙事的可能与阈限。这一阈限就在于尽管历史叙事千丝万缕,但历史有其确定的坐标和维度。否则,一切皆可解构,一切都是虚无,历史正义将于何处安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满江红》向观众努力展示的历史正义随时都会崩解。
  艺术本来追求手段的创新和表意的复杂,但其能指与所指应有不可逾越的疆域。无论时代的天空如何变幻,历史至少是一枚钉子,是悬挂小说(艺术)这一衣服的坐标。
  (作者系西部电影艺术与文化品牌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