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2年12月23日
文学研究的开拓：文化大传统与“阈限”视野
浩如烟海的典籍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则需要有一把开启大门的理论密钥。文学人类学正是探索中国文化传统的新范式。李永平教授运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进行十余年的深耕，以《文化大传统的文学人类学视野》为我们勾勒出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共生关系，也为文学研究开拓出了新的视野。
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
2005年叶舒宪提出“四重证据法”，并作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其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简而言之，则第一、第二重证据主要是文字文本，第三重证据是口传文本，第四重证据为文化文本。由四重证据方法论推演出文化由远抵近、嬗变递进的“N级编码体系”理论。
在此方法论基础上，李永平教授抓取“N重全息证据”的研究价值认为，中国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观念，它引譬连类的关联性思维和国学学科的元学科观念，文化大、小传统的N级编码与N重全息证据的追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统一的。“N级编码体系理论”的重点和难点在于通过编码分级，确定原型编码，即进入由物叙事和图像叙事为代码的原型观念编码，它在文化意义生成上具有基础性地位，通过原型编码，文化在历时性的阐释和生成中引譬连类、相互关联，具有动态和相对稳定的特点。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为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也为学界后续的研究建立基础。
文化大传统的视野
作者认为，文化大传统视野引发了五种文学观念革新：淤重建文学的知识谱系。于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史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盂对文学功能的反思：大传统观念对文学功能问题的阐释，可以追溯文学治疗和禳灾等原初的文化整合功能。榆对神话价值的再认识：从大传统所倡导的功能主义角度，神话叙述是广义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神话所反映的原始思维中的心理和情感，对社会结构和功能的有序运作至关重要。在写实层面上，神话的深层结构隐喻的无意识认知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由神话开启的文学叙述是一部人类精神的秩序建构与疗救（即恢复秩序）史。虞对文学视野的开拓。不论是历史传统还是今天的文化孑遗，都清楚地包含了非理性的传统及其文化渊源的叙述。
文学研究进入文化大传统的视野，研究路径也就更为开阔。举例说来，中国向来有“羊大为美”的说法，历史上的羌族、姜姓也与“羊”离不开关系，这种文化观念在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中也有体现。过去的研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图腾崇拜”，而一旦进入文化大传统的视野，便有了更为纵深的解答。作者认为，羌族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原始的部落之一，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古代中国用羊祭祀的传统，和夏代以来的羌人和羌文化从西方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将“羊”文化置于世界文化中，又能发现在世界范围内“替罪羊”的文化源流：以色列有用羊祭祀的制度，西方用“羊皮卷”书写重要经书，在《圣经》中牧羊人是“先知”的隐喻，伊斯兰教的亚伯拉罕是个牧羊人……由此打通了“羊”的文化脉络，并理清了其成为“替罪羊”的文化依据。该方法无疑归功于文化大传统的研究视野。
阈限视野之源
在法国人类学家范热内普《过渡礼仪》一书出版后，特纳的“阈限”研究进一步丰赡了“过渡”（passage）过程的仪式内涵，至此，这一理论在人类学领域得以广泛运用，成果众多。在文学人类学视野的影响下，《文化大传统的文学人类学视野》一书也借用这一理论进行深入挖掘，作者发现“大闹”“伏魔”“审判”等仪式行为，也相应具有“禳灾”“洁净”等文化含义，这种功能通过“阈限”结构得以呈现。由此“阈限”理论在书中得到充分展开，作者在研究“替罪羊”文化现象时也有所阐发，认为，被选作替罪羊的人牺，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都不会对这种文化习俗本身提出质疑，其逻辑源于祭祀的“圣化”：“进入”仪式阈限阶段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赋予祭主、助祭人、祭祀时间和场所以神圣性，使时间从原有的日常状态进入神圣的境界。在对理论进行深入理解后，作者发现，文学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正是将人类学的理论用于文学的文化传统研究，于是将“阈限”理论作为一种视野援引到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进程中，成为作者在文学研究领域新的开拓。
将“阈限”理论转变为一种“视野”作用于文学研究，首先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一大发展，这其中包含了作者深耕文学人类学领域十余年的理论成果。作者运用人类学理论进行文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视角，无疑丰赡了文学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其次，是文学研究视野的新展开。作者在书中充分运用范热内普、玛丽·道格拉斯、特纳等人类学家的成熟理论进行个案研究，由此意识到“阈限”范围的划定与分析对文学研究起着巨大作用，“仙乡淹留”等故事结构、神圣容器的功能与仪式进程的文化含义，在此视域下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理解。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阈限”作为一种视野可能面临“泛阈限化”的情况。在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宏大的研究视野时，若有学者以“阈限”理论进行套用，或许会出现无处不“阈限”的情况，届时“阈限”空间的划分与文化解读必然陷入庸俗化的窘境。这些问题，想必作者在研究中会逐一解决，使之进一步完备，从而进入新的理论建构阶段。
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
2005年叶舒宪提出“四重证据法”，并作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其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简而言之，则第一、第二重证据主要是文字文本，第三重证据是口传文本，第四重证据为文化文本。由四重证据方法论推演出文化由远抵近、嬗变递进的“N级编码体系”理论。
在此方法论基础上，李永平教授抓取“N重全息证据”的研究价值认为，中国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观念，它引譬连类的关联性思维和国学学科的元学科观念，文化大、小传统的N级编码与N重全息证据的追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统一的。“N级编码体系理论”的重点和难点在于通过编码分级，确定原型编码，即进入由物叙事和图像叙事为代码的原型观念编码，它在文化意义生成上具有基础性地位，通过原型编码，文化在历时性的阐释和生成中引譬连类、相互关联，具有动态和相对稳定的特点。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为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也为学界后续的研究建立基础。
文化大传统的视野
作者认为，文化大传统视野引发了五种文学观念革新：淤重建文学的知识谱系。于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史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盂对文学功能的反思：大传统观念对文学功能问题的阐释，可以追溯文学治疗和禳灾等原初的文化整合功能。榆对神话价值的再认识：从大传统所倡导的功能主义角度，神话叙述是广义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神话所反映的原始思维中的心理和情感，对社会结构和功能的有序运作至关重要。在写实层面上，神话的深层结构隐喻的无意识认知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由神话开启的文学叙述是一部人类精神的秩序建构与疗救（即恢复秩序）史。虞对文学视野的开拓。不论是历史传统还是今天的文化孑遗，都清楚地包含了非理性的传统及其文化渊源的叙述。
文学研究进入文化大传统的视野，研究路径也就更为开阔。举例说来，中国向来有“羊大为美”的说法，历史上的羌族、姜姓也与“羊”离不开关系，这种文化观念在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中也有体现。过去的研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图腾崇拜”，而一旦进入文化大传统的视野，便有了更为纵深的解答。作者认为，羌族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原始的部落之一，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古代中国用羊祭祀的传统，和夏代以来的羌人和羌文化从西方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将“羊”文化置于世界文化中，又能发现在世界范围内“替罪羊”的文化源流：以色列有用羊祭祀的制度，西方用“羊皮卷”书写重要经书，在《圣经》中牧羊人是“先知”的隐喻，伊斯兰教的亚伯拉罕是个牧羊人……由此打通了“羊”的文化脉络，并理清了其成为“替罪羊”的文化依据。该方法无疑归功于文化大传统的研究视野。
阈限视野之源
在法国人类学家范热内普《过渡礼仪》一书出版后，特纳的“阈限”研究进一步丰赡了“过渡”（passage）过程的仪式内涵，至此，这一理论在人类学领域得以广泛运用，成果众多。在文学人类学视野的影响下，《文化大传统的文学人类学视野》一书也借用这一理论进行深入挖掘，作者发现“大闹”“伏魔”“审判”等仪式行为，也相应具有“禳灾”“洁净”等文化含义，这种功能通过“阈限”结构得以呈现。由此“阈限”理论在书中得到充分展开，作者在研究“替罪羊”文化现象时也有所阐发，认为，被选作替罪羊的人牺，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都不会对这种文化习俗本身提出质疑，其逻辑源于祭祀的“圣化”：“进入”仪式阈限阶段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赋予祭主、助祭人、祭祀时间和场所以神圣性，使时间从原有的日常状态进入神圣的境界。在对理论进行深入理解后，作者发现，文学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正是将人类学的理论用于文学的文化传统研究，于是将“阈限”理论作为一种视野援引到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进程中，成为作者在文学研究领域新的开拓。
将“阈限”理论转变为一种“视野”作用于文学研究，首先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一大发展，这其中包含了作者深耕文学人类学领域十余年的理论成果。作者运用人类学理论进行文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视角，无疑丰赡了文学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其次，是文学研究视野的新展开。作者在书中充分运用范热内普、玛丽·道格拉斯、特纳等人类学家的成熟理论进行个案研究，由此意识到“阈限”范围的划定与分析对文学研究起着巨大作用，“仙乡淹留”等故事结构、神圣容器的功能与仪式进程的文化含义，在此视域下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理解。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阈限”作为一种视野可能面临“泛阈限化”的情况。在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宏大的研究视野时，若有学者以“阈限”理论进行套用，或许会出现无处不“阈限”的情况，届时“阈限”空间的划分与文化解读必然陷入庸俗化的窘境。这些问题，想必作者在研究中会逐一解决，使之进一步完备，从而进入新的理论建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