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想起李正峰先生，虽然他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
　　我和李正峰先生并无师承关系，他是中文系的老师，我是历史系的学生。那时中文系办公室和历史系办公室并排在平房内，我留校后兼做系秘书，闲时也到中文系办公室去，得知先生的书法很好，遂与先生相识。后来，我又到《唐都学刊》兼做编辑，先生是副主编，就逐渐熟悉起来，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有一次，我问先生的书法是如何练成的，先生憨憨一笑说，“文革”时期，他是逍遥派，“左”“右”两派进行论战，都要写大字报，都来找他，于是笔不离手，手不离笔，日积月累，直到今天。先生说完，手中夹起香烟，吸了一口，烟雾缓缓而出，嘴角又微微一笑。我虽是学历史出身，但还是第一次听说“逍遥派”；而先生的书法成就，除了苦练之外，还有着深厚的理论修养，他主编的《书法教育报》，就是佐证。
　　不久，我当班主任，要布置教室，就请先生写几幅竖形的条幅。先生和蔼地答应，很快就写好了，我让学生贴在教室窗户之间的墙壁上。当时不知珍惜，学生毕业后没有将这些条幅收藏起来，现在想起十分后悔。
　　我曾到先生家中，看他写字。先生谈起书法之道，说“虚则虚之，实则实之”。汉字固有的笔画，一定要实，比如一“点”一“横”要写实，而“点”和“横”之间的连笔，则一定要虚，否则就本末倒置，是非混淆。这些都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
　　大约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老家的村民依然古道热肠，春节时周边八个村庄联合起来敲锣打鼓，号称“八社”，进行比赛，还要张扬各村大旗，以示区别，以壮声威。因我父辈为本村“社首”，让我找个书法家题写村名。我又找到先生，先生听后很高兴，欣然提笔，写下“西马坊”三个大字。后来村里人要感谢，他坚拒之，说年轻人求字、书法爱好者求字和公益类事，都乐意为之。但他有“三不书”：不为贪官者书，不为贪名者书，不为贪利者书。这个“贪”，是“贪图”“贪婪”的意思。我想这正是先生的为人，是非分明，淡泊名利，低调不张扬，好为大众做事。即使先生书法很有名气以后，我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先生卖过一幅字，收过什么钱。
　　历史系的办公室搬到翠华路那个没有完工的教学楼以后，我们就不像以前那样容易见面了。记得一个深秋的午后，我在校内办事，远远地看见先生站在草坪的边沿上。草坪里有几棵高大的银杏树，银杏的叶子飘落下来，绿草上一片一片的金黄色，很是好看，我想先生也许是为这景色所吸引。过去问候他，见他棉坎肩的最后一个扣子未扣，就想帮他扣上，先生说不扣了。我请先生有时间给我写幅字，留作纪念，他说好，因为当时已风传学校要搬迁。先生站在银杏金黄的落叶前的一幕，如油画一般，所以记忆十分深刻。
　　后来，我们搬到高新区，还时常听到先生消息，也曾托人代为致意，却没有再见过面。一次与人相聚，座中有人听说我与先生相识，就说，先生居住在某中学时，是筒子楼，大家共用一个厕所，卫生难以维护。先生不动声色，默默提起水桶，拿着笤帚去打扫，不怕脏，不怕累，更不为求什么名声。我说这正是先生的风格。我想自己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但见贤思齐，模仿他做点小事，还是能办到的。所以也在一所中学居住时，因出入的路在家属楼的北面，并不宽阔，冬天下雪，难以消融，上学上班的孩子大人行走起来十分不便，我就拿起扫帚，在洁白的落雪中扫出一条小路来。看着别人从上面走过，心中欣然，想当年先生也大概如此吧。
　　再后来就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怅然良久，写了一篇纪念的文章，但并未示人，只内心知之。突然有一天，在镜湖边的林荫小路上，碰见先生的弟子李勇。他说，李正峰先生还留有一幅字给你呢！我十分激动。字是装在淡黄色的《书法教育报》的信封内，展开一看，是用篆书写的王维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先生大概怕我看不懂，后面又用楷书重写了一遍，说是王维的诗，并落款“庚辰年仲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
　　李勇说，这是先生用心之作也！一幅字内有篆、楷两种字体，并不多见，我感而慨之。这首诗，既有一种闲适、旷达和自然的心境，也有一种前行、探索、无止境的禅机，这正是先生的人生写照。我十分喜欢这十个字，现在又由先生如椽巨笔书写出来，则更加珍贵，也倍加珍惜。其中也许含有先生的一种期许和希望，所以我时时体会、细心品味，至今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