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的夜深下去。月光洒下黑的影笼罩着秦岭，如同冷峻的铁兽的脊，蛰伏，并且沉默。耳边传来几阵泽蛙的声音；除开这不时的低语，迎接我的只有长久的寂寞。
　　我的心沉下去。我想到在一个冬日翻看张小鼎老师文章后解惑的喜悦；我想到张老师远隔千里的教诲；我想到，张老师已离我们而去了。
　　我与张小鼎老师的交往只有一年时间；确切地说，是在去年的二月间。2018年新出了一种《红星照耀中国》的译本，其译文的原本却杳然不可考。这其中当然有议论；我便依照兴趣，勉强写成一篇文章，但写完却不知如何是好。那时为着《红星照耀中国》译本的问题，查阅了不少资料，其中使我感到最有价值的一篇，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红星照耀中国》各国版本考略”，另一篇即是张老师的“《西行漫记》在中国”。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想到是否可以请张小鼎老师批评一二呢？毕竟，张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在陈娟老师的帮助下，我把这篇文章发给了张老师。
　　我本没想到会有回音，未曾想到，张老师很快便回复了我。张老师很高兴，认为是篇好文章。不久，我便加上了张老师微信，在2月26日与张老师通话近半小时，张老师给出了一些很诚恳的修改建议，并鼓励我投稿。我很兴奋，因文章也予安危老师看过，安老师也给了一些建议，希望论据再充分一些，于是我结合两位老师的建议，不到两日就修改完毕，并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了张老师。
　　文章发去是2月28日，张老师回复我则是在3月3日。当天，张老师与我通话近50分钟。在通话中，张老师与我再三讨论，终于从章节数目、具体篇目的内容等多处敲定新译本的版本，确系 1968年的修订扩大版，即鹈鹕版。这个问题的解决，张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张老师心态乐观，戏言“时常进城做医学试验”，我只说让老师好好休息，然而那时，老师已在病中了。
　　3月12日，我与张老师最后一次通话，时长近40分钟，张老师勉励我要多读书，好好学习。我很受感动，因他本不必如此，并且他的身体情况也不容许他如此——但张老师还是与我通话三次。常言“耳提面命”，虽然相隔千里，但张老师却予我许多关心和教诲。
　　后来，为了研究的方便，我购买了张小鼎老师的《一个编审的视界》，副标题是“鲁迅·国际友人·现代文学”。张老师得知后，又发来许多资料供我参考。张老师告诉我：“……昨日听陈娟老师说，你购买了我的读书笔记式拙著《视界》，因多种意外原因，排印错误甚多，且大小删节十几处（包括后记），最典型的是第76至78页删去两千字，临时用鲁迅全集图片替代，但文气断了，不通。据有关博士生近日告诉我，中国知网上的同题拙文仍保留未删。你也可参看《视界》p190正文及注②。”这是他对于一位晚辈的关心，更是他对于自身“编辑”一职的责任。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是韦伯的话，我以为借来用在张老师身上，无疑是合适的。在《一位编审的视界》一书中，“国际友人篇”这一章有文十三篇，150页，平均下来每一篇都要达到十余页，正如张老师本人所言，“我写文章一般都是一两万字的长文，全面论述某个问题，我写别人没写过的内容，比如海伦·斯诺与冰心”。作过史料文章的朋友们一定了解，一篇1万字的文章，要写他人未及之处、发他人未发之论，要读的文字、要下的功夫何止十余倍之多！要从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杂中觅真、提取一些重要的材料，需要经年累月的毅力和丰富广博的学识，缺一不可。
　　例如，在“《西行漫记》在中国”一文后附录的“中译《西行漫记》版本目录”中，共计有59种《西行漫记》的雏形本、全译本、节译本、抽印本。这份目录成文于2005年，而在网络并不发达的20年前，能够搜集、记录如此众多版本的《西行漫记》，无疑是需要费去无数的时间和精力的。我们只需略略看过这些文章的题目，就知道张老师的文字，连同安危老师的文字一起，都应当作为斯诺研究必备的资料，随时查阅、温故知新。这是张老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要好好珍惜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