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正是“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除了祖籍河南的数学老师在黑板上画出东北的地形图，给我们讲过大约半下午的辽沈战役梗概，教唱过半下午的《国际歌》，用算杆上带毛的算盘讲过三位数以内的乘法、除法，语文老师要求我们把砖头的一面磨光，用毛笔或者用竹棍夹着棉花蛋蛋蘸着清水，练过几天毛笔字外，秋天剩余的时间和初冬，我们都在学校开辟的临时“砖瓦厂”、邻村的瓦窑之间度过。
　　学校果断地停止了体育课，就近请来了生产队的师傅，因陋就简，将腾出的操场改为泡土、和泥、脱坯、晾晒、堆放砖瓦泥坯的场所。
　　每天早晨到校后，低年级的学生上课，四年级以上的所有人参加劳动。拉土的，去一公里外的村子里取土；和泥的，自己从水井里、从就近的涝池里打水泡土，光脚踩踏泥巴。脱坯的都是初中以上的半大小伙子，轮流上阵，端起砖兜，一行一行地翻倒到铺了一层细黄土的操场一侧；提瓦罐的则把脱出来的泥坯罐罐晒在另外一侧。待晾晒干透后，码放到操场边上，垒成一行行的墙，上面用麦秸苫盖起来，防止下雨淋坏。
　　整整一个秋天，我们都在学校的操场上当泥水匠，做砖瓦。当秋末冬初冷雨连绵、雾气弥漫之时，整个操场上都摞满了砖坯、瓦坯。
　　学校要烧窑，没有燃料，于是发动高年级同学在星期天进山打柴，准备储存一定量的草木柴火，烧火制造砖瓦。
　　一天，我和同姓的大我两岁的叔叔进山打柴，我推着自家的独轮车，比我长得还矮的叔叔在前面用绳子拉车上坡。那一天是雨后初晴，山路还没有干透，独轮车沾满了泥巴，异常沉重。连续翻过几个山头，我们决定放下车子、背着的馍馍袋子，下坡割柴。突然之间，山谷间浓云翻滚，大雾弥漫，人离开三五步就看不清彼此。我们叔侄两个听着野鸡乱叫、狐兔悲鸣，看着眼前白茫茫一片浓雾，哪还敢下到山坡沟道里去打柴。半中午，浓雾消散后，我们看见野兔从眼前飞奔而过，就担心有狼在后面撵来，更加不敢冒险。在空闲的轮耕的坡地里割了几捆蒿子，还没有来得及捆到独轮车上，看见村里比我们大许多的同班同学，拉着装满梢子柴的架子车，从后山里的陡坡上飞奔下来。我们胡乱把蒿子捆绑在独轮车上，推起就走。
　　第二天，交给学校过秤时，叔叔分得九斤半，我分得八斤半，班主任老师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拳脚相加，结结实实“照顾”了一顿，又让我俩站到讲台上，在全班同学面前深挖思想深处的根子。
　　我和本家叔叔有意落在众人后面，磨磨蹭蹭、灰头土脸地回家。母亲看见我脸上的巴掌印子、衣服上的脚印子和屁股上的泥土，问清缘由，并没有过多地说什么，在她看来先生打学生再正常不过了，表现不好就该挨揍。
　　相对于充满惊险和屈辱的打柴经历，把做好的砖瓦坯子从学校的操场运送到三里多路外的砖瓦窑上，更让我们费尽周折。
　　初冬的连阴雨泡涨了泥土路面，脚踩下去，深及踝骨，更不要说载重的车辆陷进去是个什么样子。往往拉一车砖瓦坯子需要五六个大一点的学生连拉带推。那时候架子车还是稀罕物，一个生产队也就十几家有，借一次非常困难。学校安排身强力壮的初中生拉着架子车连轴转，剩余的学生成群结队往窑上背砖坯、瓦坯。
　　我戴着草帽，光着脚片，将本来就短许多的裤腿高高地挽过膝盖，用草绳打成十字结，捆绑着五六页砖坯或者二十多页瓦坯，打着趔趄，一趟趟背自己的定额。第一脚踩下去，泥水刺骨般冰冷。背过一两趟后，脚被冻肿、冻麻木，也就没有感觉和痛苦了。母亲看着我红肿皴裂的两只脚毫无办法，家里连一双半新不旧的布鞋都有穿多长时间才能换新的难处，哪里还有钱给我买雨鞋、袜子？
　　好在烧砖瓦的这项劳动实践活动只进行了一次便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