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魏寨街道办事，碰到了以前办理的一起案件的受害人。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看不到过去打架在脸上留下的伤痕。我现在已不太参与案件办理，但看到她的时候仍然想起了这起案件的调查过程。
　　2014年7月19日上午，我接到一起打架的警情。接到报警时，双方当事人均已离开现场，前往医院看病。和当事人见面询问了情况后，鉴于双方都有伤，我便让他们先行就医，待伤情稳定后再做进一步调查。
　　不久后，受害人来到了所里，见到受害人时，我内心咯噔了一下：受伤不轻！再看了看受害人的诊断证明、住院病历、费用等单据，我内心给自己提了个要求，一定要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受害人是耶某的妻子。经过询问，简单了解了打架发生的起因。当天，一顾客在杨某经营的童装店买帽子时，杨某出价较高，顾客在压价的时候，另一经营童装的商家，即耶某的妻子给出了比杨某便宜的价格，该顾客便在耶某妻子那儿买了帽子。杨某认为耶某的妻子故意和自己抢生意，便怒火中烧，上前和耶某及其妻子争吵，继而发生打架。由于当时情况混乱，耶某的妻子又非常害怕，加之自己被打伤，所以对整个打架的过程因过于紧张而忘记了许多细节。耶某虽然当时也在场，但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妻子是如何被杨某打伤的。
　　了解到这里，民警随即传唤杨某接受调查，杨某拒不承认自己打伤耶某的妻子，并称耶某的妻子是自己摔伤的，自己头部还被耶某用凳子打伤。杨某夫妻二人已经串供，对于打伤耶某妻子的事矢口否认，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受害人眼球偏移超过45度无法回复原位，医药费超过3万元。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不光是自己对不起这身警服，受害人的权益也无法得到维护，嫌疑人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是我自己所不能容忍的。
　　认真梳理了一下目前掌握的情况，我先是去了街道再次观察了周围的监控情况，周围有两个摄像头，但是发生打架的地方不在监控范围内。据受害人提供的信息，当时拉架的有一个叫魏某的，我根据受害人提供的魏某的住址到了魏某的家里。去了之后，由于没有照片，我并不知道谁是魏某。见了一男子，我便问起他的身份，该男子说自己并不是魏某。对于他的否认我并没有就此离开，先是坐下和他聊了聊派出所的工作、讲了些法律知识、拉拉家常，虽然我不是很肯定他就是魏某，但是估计八九不离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谈，该男子虽然没有明说自己就是魏某，但是透露了自己为何不愿意给耶某的妻子作证的原因：杨某殴打耶某的时候，自己上去拉架，耶某被杨某打伤，耶某和杨某被分开后，耶某怒气冲冲对着魏某发火，认为是由于魏某的拉架导致自己被打伤。魏某听了这话心里肯定不高兴呀，所以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作证。虽然发泄了内心的不满，但魏某对我的工作态度还是很认可。“虽然我不愿意给他作证，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证人的信息，当时他也在场，但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魏某说道。
　　我把当晚的情况告诉了耶某的妻子，耶某的妻子又提供了六七个证人，我都逐一走访调查，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有的是迫于邻居关系不愿意作证，怕得罪人，有的是确实没有看到案发时的情况。对于很多邻居不愿意作证这一情况，我把所有的调查都放在了晚上，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证人权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尽快掌握有价值的线索。
　　在受害人等待伤情鉴定的那两个月里，我甚至晚上做梦的时候都梦到过这个案子。想到受害人对我的信任，想到我自己的职责，想到我的承诺，我不甘心。想起上学的时候老师曾提到过一句话：触物必留痕，没有痕迹的现场是不存在的。打架发生在大街上，街道上人来人往，不可能没人看到现场的情况。我一方面提醒受害人继续回忆当时的情形，另一方面，看能不能再想到还有其他证人。
　　后来，根据走访，终于从旁边一家饭店的员工那里我第一次清楚了案发时的真正情况。饭店的员工还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当时有个人在旁边站了一阵子，和之前魏某所说的是同一人，他可能在某小区商铺经营一家面馆。如果有两个旁证，并且与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那证据效力是很强的。我安排警区民警立即到那里，对所有面馆逐一走访调查，并最终找到了该男子，该男子陈述的过程与饭店员工看到的情况一致。至此，该案案情终于明晰。耶某的妻子伤情恢复较好，后经鉴定，耶某的妻子伤情属轻微伤，2014年12月，分局以“零口供”将杨某行政拘留。
　　后来，法庭庭前调解了这起案件，双方握手言和，杨某赔偿了耶某妻子经济损失。回想当初，如果当时我不是认真对待这起案件，在证据的收集和印证上做足了工夫，这起案件真有可能最终会陷入查不清的境地，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维护，嫌疑人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我也会陷入无尽的自责中。
　　（作者系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