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学友孟选君从国外回来看我。以往他每次回来，都是他请大家吃西餐或中餐大席，这一回他在电话里点名要吃羊肉泡馍，而且明明白白说是要我掏钱请客。
　　我叫来同班同学王七丑和苗高社作陪。
　　喝酒时大家多谈青春往事，说得最多的，则是我们当年背馍求学的点点滴滴。
　　所谓“背馍”，就是周末从乡下家里返校，把一周要吃的馍馍拿布兜装了，背到学校挂在通铺各自床脚的墙壁上。馍馍多由杂粮做成，也有细面包裹杂面的，美其名曰“金银馒头”；至于细粮蒸馍、锅盔、包子不是没有而是极少极少，往往是在夏收麦子碾打下来，在很短一段时间才能得见。
　　菜呢，多是装在一个硕大玻璃瓶子里的腌萝卜条、腌雪里蕻或芹菜、苦菊浆水。
　　这样的馍馍和菜，夏日里前者容易发霉，掰开来一如藕丝撕扯不绝，后者亦会渐渐变味、变色，至周末欲吃不能、欲扔不忍。冬天严寒则不难想象，两样东西，一样儿坚硬像是石头、秤砣，一样儿夹杂些许冰碴，须用手掌或体温融化了才能食用。
　　此外就是大家平日里去教室上课，一群熟识的麻雀会叽叽喳喳不期而至。它们从屋舍的椽眼儿或掉落了玻璃的窗洞钻入，落在这个和那个馍兜儿上，放肆地大张旗鼓地啄食兜口的馍馍，而且会把雀粪拉在布兜和卷起来用以遮盖被褥的凉席或草帘上面。
　　鉴于此，学校为未能搭灶的大多数学生在食堂一侧用大锅烧水。如果没有一大碗或一缸子开水，即便饥肠辘辘饥饿难忍，前述吃食在多数时候都难以下咽。
　　即便如此，却是一样的少年浪漫和激情洋溢，一样的临窗苦读和发奋进取。
　　而且那样的青春时光，有的情景有的细节，会让人终生铭记没齿不忘。
　　比如那一大锅翻滚的开水，午时下课后总被大家疙里疙瘩紧紧围住。有天有人一时不能近前，便发挥高个儿的“空中优势”，隔一片人头舀了满满一碗。他没料到身后同学会撞了他的胳膊肘儿，更没料到扑出的开水会灌进前面一个女孩的脖颈——一声尖叫是如此的凄厉、惊悚，即便四十多年过去，其如帛裂如魂灵出窍，仍原样在我耳边回响。
　　再如临近毕业，有天大灶会餐为我们做了大米饭和炒薯片。打了饭菜，我，孟选、七丑、高社，还有杨同学、王同学和两个邹同学，我们一起来到食堂南侧的田径场，挑一处舒适的地方蹲坐下来。其时蓝天白云风和日丽，白杨树的叶片迎风翻转过来，泛着白光欢快无比仓仓琅琅响动。我们的心境亦是阳光灿烂无比明媚，却都不愿急切地吃那饭菜，都以为只有慢慢地咀嚼才是享受，都怕狼吞虎咽会一下子失却了美味和享受美味的持续幸福。
　　那是怎样的一个情境一份意趣呢？
　　事实是我们苦难的少年时代就是我们宝贵的人生财富。
　　事实是之后国家改革高考制度，我们几个除七丑同学外，其他几个都在头一年考上了名牌大学。
　　杨同学读南开大学，毕业即参军入伍，后是一个军级部门的副司令员。
　　王同学读上海交大，居申城多年，现是一家大型国企有相当级别的总工程师。
　　前述苗高社同学大学毕业入公务员序列，先后做过陕西两个厅局的一把手。
　　还有两个邹同学，一个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因医术高明学术高深做了中医医院院长，一个是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教学和科研搞得有声有色，在业内在全国范围都很有影响。
　　便是从没参加高考的七丑同学，毕业回村一直做村长或者书记，把一个香积寺村弄得有模有样广为人知，他自己还是长安区人大常委和省、市两级人大代表。
　　再说这位孟选君，那时候他是“地主狗崽子”，是受人欺负、受社会歧视的一个卑微角色，高中毕业返乡后，他偏是不屈从命运摆布，于夹缝中彳亍委蛇前行，结果竟以“可教育子弟”之身做了一个大村的团委书记。1977年底他是第一个收到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毕业后分到草滩农场子校，不甘平庸又写了一部《中国科技史》。之后他抓住机遇去了唐山，几年后当国企大厂厂长，又过几年入中建集团，然后做中建国外老总直至今年退休。他是我们几个当中唯一的一个“大款”。他在国内住江南美丽小城嘉兴，又在上海购置了大屋以备退休之需。他的有钱应当成为我们大家的骄傲。他让我为这次简单的饭食买单，是对我的尊重和自尊的用心呵护。
　　那天吃过羊肉泡馍之后，我总想把有些事有些话说与年轻人听。我知道我的观点和看法“不合时宜”，弄不好极有可能遭遇嘲讽遭遇尴尬。有天我跟西安美院李玉见书记聊起这个话题，不想她一再强调，说是社会生活无论怎样发展怎样变化，有些事儿有些理儿永远也不会过时。
　　“你不仅要讲，还要大讲特讲！”李玉见如此跟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