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中平原西部，北边的大山里，有一种生活叫做“做山庄”，有一种活路叫做放羊。五十多年前，我曾经在北山的荒坡野岭上放羊，谋得一点衣食之资。
　　山里人烟稀少，山大沟深，做山庄的有限的几户人家，大都住在山顶向阳的旮旯里、山窝里，很少有住在山脚山根的，越往深山里走越是这样。白天，大人们出坡场下沟面干活，半大小子出门放牛放羊拾柴火，留在家里太小的孩子，则用绳子拴在土炕角落里，防止孩子爬下炕摔伤。家家户户的门都是扣着的或者锁着的，倒不是担心来了生人抱走孩子或小偷小摸进门偷走东西，而是怕恶狼野猪豹子钻进家里，祸害孩子。可以说，狼虫虎豹、毒蛇猛兽带给大人小孩、牛马驴骡和猪羊鸡狗等的生存危险，远远大于雨雪风雹、严寒霜冻、山洪暴发、荒歉饥饿等，基本上与可怕的毁灭性的瘟疫等量齐观。
　　母亲心疼能够挣工分的大姐，而父亲则对作为长子的我充满了溺爱。但是，生活的压力容不得一个吃闲饭的人存在，即使在深山老林里，从大人到小孩子，人人都有与自己的体力相匹配的职事。
　　父亲是生产队指定的山庄的负责人，自己带头早出晚归，在并不肥沃的土地里挣命揽收成，母亲和大姐跟在父亲身后，是基本队伍，以期靠吃苦在前带动大家一起早出晚归，营务好庄稼，多得点粮食和土豆大葱等蔬菜，多养几口肥猪，多收几颗鸡蛋，积攒一点称盐量布换清油买煤油的活钱。
　　父亲给我找到的挣工分的活路是为生产队放羊。母亲能做的，就是每日把有限的剩饭全拿来喂饱队上的大黄狗，给坡口下另一姓人家的大我四岁多的小爷反复交代，让他放牛时带上我们两个年龄相差两岁的放羊娃，三个娃娃一起放牛放羊，好互相做伴，互相照应。队上的大黄狗和那把老旧的土枪成为我们三个的守护神。
　　一天中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我们三个小孩子困在了山那面另外一个山庄的半山腰一孔废弃的塌陷了半截的窑洞里。窑洞外天昏地暗，大雨倾盆，电闪雷鸣；窑洞里的陈年墙皮簌簌掉落，从损毁的灶台里、炕洞里、烟囱里，钻出密密麻麻的壁虎、蝎子、蜈蚣、蜘蛛、簸箕虫，满地乱爬。那一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绝望。我们三个人六神无主，面如死灰，吓得挤成一团，瑟瑟发抖。在闪电带来的短暂的亮光中，我看见无数妖魔鬼怪张牙舞爪影影绰绰扑面而来，而平时忠实勇敢的大黄狗此刻却跑得没有了踪影。
　　比我大四岁多的小爷说话结结巴巴，给土枪装药的手抖抖索索，没有了平时的大胆利索。他慌里慌张地把皮囊中的火药灌进长长的枪管里，用捅条胡乱捅几下，伸手问我要过一颗豳豆大小的炮子（击发引信），按在击发的长嘴上，像抗战剧中贪生怕死的伪军那样，歪着头，猫着腰，胡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飞快地对着没有门窗的敞开的窑洞外开枪，希望枪声和火药味吓走野兽，保护我们的生命。那一天，我们几个打光了好几天的火药量和炮子，既担心回家后大人责怪打骂，说白白浪费了枪药，又担心雨中走失牛羊或被豺狼豹子咬死牛犊羊羔。所幸暴雨过后牛羊一个不差地聚拢回来。
　　回到家里，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委屈、害怕、发冷、打颤，人像打摆子。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像隔壁大我两岁的小爷那样，是抱养的别人家的孩子，否则，亲生父母亲怎么能如此心硬，给我手里塞一根鞭杆，让我一个还没有牛犊高的孩子去放羊；再说下这么大的雨，也不知道找寻我们在哪里，是死是活。我又哭又闹，不吃不喝，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去放羊了。全然没有注意到父母亲和大姐仍然穿着被雨水淋透了的衣服，在烟熏火燎的窑洞里为一家人准备晌午饭，没有注意到母亲与父亲刚刚吵过嘴，在暗暗流泪。
　　第二天，晴空万里，骄阳似火，大黄狗热得趴在阴凉处不停地吐舌头，我不得不攥着鞭杆，蔫头耷拉地跟在两个小爷后面，乖乖地出坡，去给生产队放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