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故事的展开，小说《无界》（发于《钟山》2021年第5期）的叙述者渐渐清晰。叙述者“姐姐”既是旁观者，又因为特殊的身份，是见证者、当事人。她既在场，一定程度上卷入（有时还深度卷入）核心故事当中，将亲见亲闻以至亲历的事件讲出来，如赵子龙从甘谷初到洛城上学，父亲对他的拒斥与接纳；赵子龙为女同学打抱不平后，被仇家李黑记寻上门来，哥哥服软，赵子龙硬扛，以及赵子龙的婚礼，赵离婚后与富婆的来访，“我”都是目击者或事件参与者。
　　丰富的叙事形态对应丰富的人物形象，小说若即若离、自由出入的叙事，活画出一个亦正亦邪的极为生动典型的人物赵子龙。在甘谷乡下长大的赵子龙，挟裹着蓬勃的野性生命强力，有着出于生命本能的敢作敢为，“行侠仗义”，他敢于为女同学打抱不平。面对李黑记的淫威，表现出可贵的血性和担当，将酒瓶扣在自己的头上，与哥哥的服软下跪构成鲜明对照。后来他又以同样的扣酒瓶的方式，吓退歌厅的混混，以维护姐姐的安全与声誉。
　　赵子龙的人格结构中，有本我与超我两大块。本我一极，无视逻辑、理性和社会风俗习惯，赵子龙有他自己的逻辑或说生存法则，“穷人就要有一股儿狠劲，没有这个狠劲你咋能活得下去”等等，遵循着这样一种“快乐原则”，少年赵子龙“会下夹子”，夹野兔松鼠，也“把人的脚脖子夹住”；“会炸鱼”，一个电雷管扔到水里，“能把鱼炸死一大片”；“会使弹弓，有回差点把一个人的眼睛打瞎”；“会打架，从来不认输”。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满足本能冲动，或者以此缓解当下痛苦，将“痛苦”转化为“快乐”。青年赵子龙延续着少年时的“匪性”，表现在家庭婚姻上，结婚娶了个“小姐”，“一年后离了婚，又和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女人同居”，为了达成离婚的目的，“她不愿意离，我就每天揍她，拿烟头烫她，拿啤酒瓶砸她脑袋，拿打火机烧她的毛”，种种表现都凸显着赵子龙漠视理性与道德，放纵生命本能的一面。
　　但同时赵子龙又是一个具有“超我”人格的人，是理想化的“自我”，代表着道德和良知。当所有的同学都不敢惹李黑记的儿子李小军，不敢去为赵小娜出头时，赵子龙站出来保护后者不被欺负，还认定这样做“没错”；当所有师生都默认、包庇甚至帮助县官们的子女考试作弊时，赵子龙却不怕“捅破天”，将此事“报告给了巡查组的人”，竭力维护着诚实不欺、公平公正的道德规范和理想信念；而他为了三只因为救他而冻死的羊羔，以及接下来得瘟疫而死的二十多只羊，不被吃掉，得以埋葬，不惜与养父闹翻，更彰显着知恩图报的善良品质。这些理性、纯正、道德的一面，抑制了他人格中的“本我”，使他获得了某种升华。
　　与赵子龙相应，父亲是小说重点刻画的另一个人物，或者说，父子关系是小说描摹的重点，呈现为一种既紧张又亲和，既相杀又相爱的状态。
　　就“子”这一端，赵子龙有着深刻的身份焦虑，一直处于“无父”与“寻父”的焦灼状态，他虽然粗鄙狂放，但一直因为被遗弃而感到深受伤害，或者说他的粗鄙狂放，也正是这种焦虑的表征。他出于身份焦虑的追问与对自身尴尬身份的体认：“我就是一个杂种”，“我到底是谁的种？”“就我一个是多余的么？”一直缠绕、折磨着他。他有着强烈的身份认证和寻根的冲动，一直试图努力返回原生家庭，试图获得生父的认可。这种被遗弃而又迟迟不被接纳的焦虑，又催生了他浓厚的叛逆情绪，他既是孝子，又是逆子，既渴望认宗，又时时反叛。
　　在“父”这一端，也是既遗弃，又不无疼惜。父子之间的自然血缘关系（亲生）和现实伦理关系（姨夫），紧张而又亲和，撕裂而又重叠，既构成一种镜像：“我们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你是我几个娃里头长得最像我的”，又破碎而迷离：“我也是你几个娃里头最可怜最凄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