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母亲出生在陕北绥德县城的一个普通之家，母亲从小帮着外婆照顾舅舅，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十岁那年，母亲如愿上了学，小学毕业后，母亲考上了民族英雄李子洲曾经担任过校长的绥德师范，从此追随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母亲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参军，随后任边区独立营文书，开始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1952年，母亲被调往延安县工作，任妇联主任。
　　1953年至1959年，母亲在延安地委党校任班主任。1957年反右运动初始，地委党校号召党员带头积极给组织提意见，帮助组织改进工作，由于母亲在地委党校工作时间比较长，又是老党员，便积极响应给组织提意见，因为母亲的仗义执言，运动后期被组织定为右倾言论，并受了处分，1959年，母亲被撤销班主任一职，并留党察看一年，至此，母的政治生涯屡受挫折。
　　1970年至1985年母亲被调往延安县计委，先后担任贫协主席、档案馆馆长，后又被调往陕西中医学院任档案馆馆长。1979年，延安地委和地委党校经过长期认真的调查，认为当年母亲所受的处分是错误的，并于1979年1月20日对当年的错误处分进行了撤销。1985年，母亲在陕西中医学院光荣离休。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直都很忙，忙于工作，忙于照顾亲戚家人，很少在家里看见母亲，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看到母亲在家忙碌的身影，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是我们姐弟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光。每当快要过年的时候，母亲就会提前去门市扯几块儿绒布、买一些棉花，回家后给我们姐弟各缝一身新衣裳，衣服做好后，要等到过年初一早晨才让我们正式穿上，而母亲自己却总是穿着旧衣服，多年来，我没见过她为自己购置一件新衣服。年前，母亲还会带着我们一起购买年货、打扫窑洞，前前后后忙着准备过年的食物。我们大家都在等着大年三十那天的到来，等待着一年到头才能品尝到的美食。那时候我们家人多，没有吃饭桌，母亲就用一块床板代替。三十那天，外爷在床板上摆满了小碟子，每个碟子里盛放着各种各样的美味菜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丰盛的食物，其乐融融。
　　小时候像过年这种欢乐的幸福时光平时是很难有的，父母工作都很忙，从小我们姐弟都是在奶妈家长大。我大姐生于战争年代，母亲为了革命把大姐寄养在姥姥家，1953年、1955年，二姐、三姐先后出生，她为了更好地工作，把二姐、三姐都送到奶妈家寄养，1957年我出生后，母亲将外爷从绥德老家接到延安，和我的奶妈一同照顾我，后来大弟、二弟出生后，也是相继被母亲送到奶妈家寄养，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姐弟才相继从奶妈家回到家里，开始一起生活。在我们姐弟六个的教育方面，母亲一直都感到很遗憾，因为工作的缘故，疏忽了我们的学习，她经常说她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却没能将我们姐弟六人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为此也留下了终身遗憾。
　　七十年代后，母亲除了照顾家里的日常，还要照顾生病的父亲。我的父亲早年在黄龙工作过，那里的水土很不好，喝了当地的水，人很容易得大关节、柳拐子和克山病。1970年，父亲患上了克山病，也就是现在的心脏病。母亲白天要上班，下班回来还要照顾病重的父亲，照顾我们姐弟，每天从早忙到晚，但她却从不叫苦叫累，想方设法让我父亲吃好休息好。那时候，母亲听别人说延安南关的水质不好，东关丁泉砭的水质好，于是她就让我们拉着小盘珠车去东关拉水回来给父亲喝。父亲一犯病，我母亲就忙上忙下，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差，寒冬腊月母亲为给父亲治病，带着我一起去了西安，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先坐汽车后坐火车，到了西安借住在亲戚家。我记得有两年过年我们都是在长安县工人疗养院里陪我父亲治病一起过的年，那时候的医院管理很严，根本就不让家属陪住，没有陪床，没有多余的床凳，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度过的。
　　自从我父亲生病以后母亲就非常焦虑，当时只有我大姐在农村插队两年后招工去了汉中工作，母亲担心我和二姐去农村插队回来后，安排工作会很困难，因此，母亲当时想了各种办法、拼尽全力去解决我和二姐的就业问题，最终落实了我和二姐的工作。
　　1978年，母亲随父亲调往咸阳工作，随后我们全家迁往咸阳，当时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她又要工作，又要张罗我们六姐弟成家，为我们大家操碎了心。
　　母亲是离休老干部，由于战争年代落下了很多病，调到中医学院后看病很方便，但她却从不去就诊。
　　母亲离开我整整24年了，时光带不走记忆里的碎片，特别是我对母亲的思念，母亲在，家就在，希望就在，幸福就在。母亲走了，我只有深深的怀念，怀念她给我的爱，给我的点点滴滴。母亲，我不知道我所有的思念您是否能感知到，我所有的呼唤您是否能听到，只希望您在天堂里平平安安，再无疾病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