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期间，有机会跟爸爸去了一趟上海，住在爸爸的上海同事赵叔叔家里。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上海人家的生活。
　　赵叔叔家兄妹三人，他作为大哥，插队当知青去了新疆，后来通过自学考上了财经学院，进入银行工作。赵叔叔的父母守在上海愚园路的石库门房子里，带大了他的女儿，又帮他已经出国的弟弟带孩子。赵叔叔弟弟的孩子，很调皮也很可爱，大家都唤他“小弟”。从赵叔叔口中得知：等过几年“小弟”大一点，他爸爸就准备接他去美国了。
　　从干燥少雨的大西北第一次来到上海，我即被上海的潮热所折服。白天晚上温差很小，躺在地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刚迷糊着，凌晨四点，天就亮了。跟着赵奶奶去早市逛逛，顺便买早点。上海的早市都在居民区的小巷子里，周边郊县的农民会挑着担子，带着自家产的新鲜蔬菜来早市赶个集，卖点零花钱。早市上的菜都新鲜翠绿，有很多我不认识的菜品。后来知道有一种小青菜叫“上海青”，当时还不理解为什么要冠之以“上海”二字。真正到上海的早市看过，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上海才有的一种青菜啊!
　　新疆偏远，交通不便，新鲜蔬菜很少，尤其到了冬天，多以大白菜和土豆为主，很少有新鲜的绿菜，而很多南方产的蔬菜更不可能见到。冬天买白菜和土豆在新疆都按麻袋来计量，一麻袋至少50公斤——需要维持一个冬天的用菜。当逛着早市，看着人们买菜买肉都论“两”，跟着奶奶拎着几根葱、几两肉、一把小青菜回家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惑与诧异：这和新疆买东西论“公斤”太不同了——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新疆时，大家有时会调侃上海人“小气”，说上海人请人吃饭，每样都小碟子小碗，嘴里客气地说着“吃吃”，可碗里没有多少东西，怎么好意思吃呢？北方人吃饭习惯于大碗大盘，菜多量大。上海人也嘲笑北方人吃东西吃得多，吃得粗糙。跟着奶奶去了一趟上海的菜市场，吃了真正的上海早餐，才理解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偏见。
　　早餐奶奶买了油条、包子，摆上桌的还有雪菜和豆腐乳，喝的是白米粥。后来才晓得上海人早餐是喜欢吃“泡饭”的，因为我是客人，奶奶不能让我吃“泡饭”，所以重新熬了粥，还专门多买了油条、包子请我吃。上海人对人的客气与对吃食的重视和精致，通过早餐让我有了初步的认识。在赵奶奶家住了一周，我慢慢熟悉了上海人家的日常生活。
　　奶奶家住在愚园路的一幢洋楼里，一共三层楼，住了好几户人家，奶奶家住二楼的两间门对门的房子。一楼是公用的公共厨房，二楼直对楼梯尽头有一间很小的公用卫生间。房子里全部用红褐色的地板铺成，因为年代已久，走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第一次离开家住在别人家里，一切都很不习惯。而且当年上海的饮用水据说是消毒后的黄浦江水，喝着口感很涩，有一股“六六粉”的味道，这与我从小在新疆喝过的井水完全不同。
　　奶奶每次做饭都要从二楼端菜下到一楼，我会跟着奶奶楼上楼下帮她端菜端饭。第一次吃上海人家做的饭，各种饭食味道清淡，而且略带一点甜味。虽然奶奶做了好几个菜，因为天气炎热，胃口不是很好，所以吃得很少。奶奶是个很和善的老太太，个子不高，面庞清癯，不会讲普通话。晚上冲过凉，我会早早回到房间看书或者写日记，她会戴着助听器到房间里来和我说话。虽然听不太懂她的本地话，但通过赵叔叔的翻译，我知道了奶奶是江苏人，很早就来上海生活。三个孩子，大儿子很早就去了新疆，她一直很担心。好在赵叔叔的女儿一出生就留在她身边养大，赵叔叔每年会利用出差或者过年的时间，回上海来看看孩子和老人，时间久了，她也能放心一点。但是奶奶还是希望赵叔叔一家能回到上海来生活。很多年后，奶奶的愿望最终实现了。浦东开发，赵叔叔一家调回了上海，奶奶一家退出了当年居住的小洋楼，搬到了浦东的高楼里。房子变大了，但是也找不到当年住石库门的感觉了。后来再见到赵叔叔问起奶奶的情况，赵叔叔说奶奶在浦东住了很多年，前几年去世了。提起当年住在愚园路的情景，赵叔叔还遗憾地说：如果当年有钱能买下那幢房子就好了。提起对奶奶的回忆，赵叔叔说：我母亲对你的印象很好，说这个小姑娘蛮斯文，爱读书，吃饭很少。
　　因为这段经历，让我对愚园路充满了感情。后来每次到上海，我都会去愚园路走走，找寻一点当年住过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