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夏天，《长歌行》在西安举办的全国书博会上首发，我曾对前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们说：当一个作家完成一本书，并且写完最后一个标点，就意味这本书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之后这本书应该交给读者们。有人读或没人读，喜欢或不喜欢，都不该是作家挂念的事了。如农民种地，收了一季就该种下一季，不为眼下的收成欢喜或恓惶。
　　我记得那天活动酷暑难熬，天地如蒸似烤，人出汗如漏。有人戏谑说，此时相见，除非生死之交。我本不奢望有很多朋友参加活动，毕竟天热路远，大家也忙。承蒙抬爱，朋友来得很多，出乎我的意料。假如说作家与作品是父子关系，这本书作为我的孩子真是有福了，刚面世就有这么多的朋友赶来加持，我相信这本书能够文运长久。
　　转眼三年过去，回想那天宛如昨日。
　　我的这本书行世不久，全世界就发生疫情，这对于读者而言，再去看待我的这本书，应该与之前相比会有不同的心态。疫情前，人们更喜欢带有功利性、实用性、娱乐性的书，比如发财致富、治病养生、考试辅导这类书，其特征是“有用”，也许上午看后下午就有用，今天学了明天就能用，“有用”成了读书的条件，凡是“无用”的书都不入眼了。
　　当疫情汹汹，人们隔离在家，三餐无味，形如困兽，突然发现人的渺小，对于灾难的无能为力。物质上的富裕也无法填补精神上的惶恐，命运的信仰又在何处呢？我们过惯了风轻云淡的舒适生活，就像我们吃惯了大鱼大肉，一旦面对暴风骤雨，是不是也像吃糠咽菜那样不能接受，甚至活不下去呢。就阅读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可能把目光流于生命的浅层次，只为了过好各自的日子，去愉快地收纳支撑物质大厦的各种材料，而没有聚焦更深层次的命运，去更广阔的天地找寻开启精神大厦的钥匙。
　　如果说阅读如同交友，很多读者是希望交到能立刻帮助自己的朋友。在我看来，人之所以求助，是自己能量不足，以他人所长补自己所短，这可谓明智之举。但是，他人是他人，自己是自己，他人不可代替自己，他人可帮自己一时，并不能帮自己一世。人立于世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点能量，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如黑夜里的萤火虫，是自身散发的光芒。
　　《长歌行》出版后，著名作家、我的文学导师朱鸿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我写过评论，84岁高龄的著名文学评论家王仲生先生在看过书后，当即为我写了评论，还有霍有明、李晋、张建成、罗畅、梁瑞、陈英、王亚丽等老师，都为我这本书给予中肯的点评。这些所思所想给这本书开出一扇扇精致的门窗，读者在阅读之余，从不同的侧面去感触这本书，无疑是对作品的再次开发及升华。诸位老师的支持，使我如秦岭山中的无名草木一般，感激朝阳、春风、雨露的恩惠。
　　对我而言，创作早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如吃饭、睡觉、读书一样，不用督促或者提醒，只要对生活有所感悟，就用笔快速记录，像蜜蜂酿蜜、蜘蛛结网、喜鹊搭窝一样成了生活的本能。我需要做的是在日复一日中，不断提高自己对这个世界感知的敏锐程度，就如朱鸿先生在评论中写的那样：“刘冠琦似乎睁大眼睛，时刻在世间寻找什么，并琢磨着，得出他的看法。”
　　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被更多的读者朋友们翻阅，并且在阅读的过程中，从我的这本书中得到些许启发。我不敢对读者们承诺，我的这本书会给大家带来多少收获。我只能说，这些文字是我对这个世界满怀真情积极的思索，一字一句都发自内心，没有故作高深或者矫揉造作，我只是想把最真实的思想奉献给读者朋友们。假如大家翻阅我的这本书后，认为没有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这对于我就是莫大的欣慰和满足了。
　　东方出版中心是我非常认可的出版社，虽然在距我相隔千里之遥的上海，但对我而言把稿子交给东方出版中心，心里非常踏实。东方出版中心我所接触的郑纳新、朱荣所、曹荣三位先生，不仅精通出版，更具有古仁人之风，我的《长歌行》典藏版能够顺利出版，离不开他们的功劳。我时常会在一个无事的午后，独自坐在书桌前饮茶，看窗外云卷云舒。此时此刻，我会想起那些对我帮助或提携的朋友们，比如东方出版中心的三位先生。
　　朱荣所先生建议我为《长歌行》典藏版写篇自序，我迟迟未曾动笔，在这期间我无意中看见一位朋友茶室的对联“悟空观自在，舍利见如来”，我把这副对联用毛笔写了很多遍，真正悟出了见字如面的道理。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到我的书中找我。
　　炎热的夏日转眼过去了，受疫情影响，我没能去山中避暑，有时梦里还出现曾经在周至老县城写作的场景，虽然时隔七八年，好像也是不久前的事情。我还能清晰地记起秦岭山中睡起时，看见那只在窗外栏杆上像绅士一样彬彬有礼踱步的大鸟，门外那条日夜流淌喧哗不息的河流，捧一掬清泉饮下后沁人心脾，有时会从草丛里急匆匆闯出一只红腹锦鸡……当然，最难忘的是陪伴我的朋友。
　　在这个世间，我相信一定有值得我们永远珍藏的人与事。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录生活的方式，有的人选择用拍摄去记录，有的人选择用绘画去记录，作为我则用笔去记录，写成一篇篇文章。从这个角度来说，《长歌行》的典藏版收录的是我最珍贵的情愫，在这个文集里时光不老，青春长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