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会是“陈彥创作全国论坛”，我也带来了论文，但太长，时间也有限，我就用几分钟时间讲几个小故事吧，说说编辑和慧眼。
　　我先后看了《装台》和《主角》的手稿，也几次给作者说：这应该是获茅奖的作品，发表和出版应该找大刊大社，不要随意抛洒了。穆涛看了原稿，评价也很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不虚。应该感谢作家出版社的责编和总编，一双慧眼把一位剧作家推向小说家行的高座。
　　想当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刊出，我于1993年5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短评，肯定这部作品的史诗价值；单行本6月出版后，我把这篇文章修改后，发表在1993年7月24日上海《文汇报》。时过境迁，我也忘了，但研究者没忘，他们寄来了旧报纸的复印件，并且说我是对此作发表评论的第一人。我不敢肯定，仔细核查了，在我之前出版方有一篇推广文章，但如果从客观评论的角度讲，研究者的说法也是事实。原《延河》主编徐岳说：你这事忠实可能不知道，我说这是一篇短评，不值得给忠实说。
　　当然，我们还是首先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编和总编，一双慧眼，把一堆手稿变成了经典品格的精神产品。
　　还有一个故事：35年前，陕西人民出版社在其《文学家》杂志开辟了“贾平凹研究专辑”，其中需要一篇有关贾平凹创作生活的纪实文字，编辑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很迟疑，文艺部领导陈策贤给我说：“这娃将来能长成一棵大树，你可以跟踪下去。”当时贾平凹34岁，这篇文章我写了4万多字。领导说：你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6年前即1995年，在香港“天地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前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谨慎地发表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前瞻性谈话，私下聊天时他说贾平凹在大海里，就是一条鲸鱼。
　　从一棵大树的预期，到一条鲸鱼的放逐，中间经过了9年时间。9年间，这棵树在成长中经受了雷电风霜，更有人享受在嫩草地上驰马的快乐，然而正是老编辑陈策贤的慧眼和护佑使这棵树日见巍峨。
　　1995年，我受任编辑13卷的《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社领导希望选一位陕西的青年作家加入，我选了方英文，但受到作协个别人的非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青年作家的成长还比较茁壮。他的集子第一位实现了零库存。
　　30年前，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决定出版陕西作家的个人精选集，几个编辑都报了选题，杜鹏程的、王汶石的都有，我报了《贾平凹小说精选》，60万字，仍然要感谢总编的慧眼，他们首先认可的是这个选题。后来的事实是：这本书获得了“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一等奖”。因为总编慧眼的扶助，我获得了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建国五十年“优秀文学编辑奖”。今天这个会，是说作家陈彥和他的作品，但他背后站着的是编辑。作家得奖，编辑也荣光。但编辑也是高危行业，我难忘遭遇“滑铁卢”的尴尬和痛苦。90年代，我责编一套思想言论方面的丛书，现在看来稀松平常，但当时太过前沿，我受到批评，这套书被下架，给社里造成了损失。我的心得是：看一百步，只走八十。同仁勿忘：写作有自由，但出版有纪律。
　　编辑需要慧眼，评论家也一样。一部30万字的小说，看仔细些再做些笔记，少说也得一周时间，写成评论发表，稿费几百元，抵不上其间的烟茶饭钱，所以我在几个会上表示不反对收红包。但我反对的是红包绑架评论，反对红包的厚度决定评论的高度。我一个评论家老哥哥，台面上经常被人扶上主席台，但台底下人叫他“红包评论家”，我就很为这位老哥羞涩。还是要珍惜自己的慧眼，还是要秉持“长处说充分，短处说准确”的评论原则。
　　在孙豹隐主持省评协的时候，我也在理事里充个人头。编辑是个杂家，在我出版的两本评论集里，也有几十篇是评述书画音乐戏剧方面的，常有书画家拿来作品请评，说他的字画每平方的价是五位数了，我说这是好事，但我的润笔费只收你一平方字画的市价，来人大多借故逃逸，也偶尔有慷慨就义的。这当然也得有赖于慧眼，你看出了他的假大空。
　　前一向，文坛突然刮了一阵风搅雪。我没有发言，但我认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的看法，他说：“当媒体批评一旦被市场、资本、权力操控，就很难排除文艺评论被世俗人情和现实利益所利用，也很难排除一些无良刊物为了博人眼球而哄抬谩骂、呼风唤雨，搅乱文坛视线。当下文艺领域存在着很多乱象，都可以从文化产业资本的介入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
　　回到陈彥的作品，他的产出，走的是正道直行的路子。就作品而言，除过他坚定的民间立场之外，题材的独特性是第一品格。王蒙也说他不知道还有“装台”这种职业。推广开来，作家还是要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华就能充分燃烧，大树和鲸鱼就可望可期，编辑的慧眼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