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回到老家，见堂屋正墙上空着，就问先人案谁家拿去挂了。母亲说，被邻村的同族请去了。母亲用的是“请”字，说得比我庄重。父亲不在家，母亲说挨家挨户通知明天到邻村拜先人的事去了。
　　晚上吃罢年夜饭，父亲和我的几个堂兄开始商量初一出行之事：侄子的那辆面包车只能坐七八个人，建议每家只派一个代表参加祭拜，人不宜多——似乎并没有叫我去的意思。
　　初一早上吃过饺子，我早早地就等在了村路上。堂哥正在他家院子里收拾三轮电动车，准备去拜先人。我问能否把我也带上，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从屋里拿了两把小马扎放在后厢，我和他的儿子勇强上车并排坐在一起。侄子的面包车停在巷口，车旁已围了十几个人，吵吵嚷嚷着要坐车。最后，父亲出面协调：老人们上车，年轻人自己想办法，采取自愿。
　　出发了，队伍竟然有些浩浩荡荡的气势，除了面包车、我乘坐的“全景天窗”电动三轮车，后面还有十几辆摩托车组成的队伍。一时间，村路上人欢马叫，好不热闹！小侄子超超也骑着摩托车跟在队伍里，身后坐着他的伯伯，超超把仅有的头盔让给年长的伯伯，自己顶着凛冽的寒风。
　　堂哥把车开得很慢，天气晴好，阳光温暖，一路久违的田野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沿路的村庄、树木、空气无不洋溢着节日气氛。
　　六里路，几个人聊着天不知不觉就到了。
　　请先人案的同族就住在公路边。一座新砖房很气派地矗立在蓝天下，檐下台阶很高，拾级而上，先人案挂在堂屋正中。
　　房主人说，今年新房落成，请祖先们来小住，一是表达自己的心愿，二是先人们的驾临能使新房子增添几分威严之气，鬼怪魔邪们就不敢进来。
　　先人案实际上是画在布上的祖宗牌位，相当于便携式祖先祠堂。我家的祖案绘制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从案上所记文字看，是我爷爷和他哥哥卖了祖阙的两棵柏树，再凑了些钱，请画师画起来的。一丈多宽的老布上，用传统绘画手法描绘出一座祠堂的布局，堂上有正襟危坐的象征祖先的两位老人，面前有香案，两侧有去世先辈的牌位。画中廊柱上写着训诫之语：“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得不诚。”庭院大门半开半闭，一童子探身向外张望。门外有两通碑，记录着家族从太原洪洞县大槐树下西迁关中又在当地几经辗转迁居的历史。主案侧面另有两个条幅，用八幅图画讲述有关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故事，为后世子孙立下了道德标准。
　　先人案在“文革”期间差点被当作“四旧”焚毁。在送缴途中被父辈们巧妙地掉包，躲开了一场劫难。
　　祭拜仪式开始。父兄侄孙按辈份和年龄依次排队，人手一炷香，一齐面对祖案三鞠躬后将手中香插进案前香炉，即算祭拜仪式结束。这是简化的祭拜，避免了许多尴尬。
　　在我的记忆中，年初一拜先人活动恢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参与祭拜仅限于同族的男性，女性只有围站一旁看热闹的份儿。那时，几十号人从挂祖案的屋里排出来，站得满院满场。拜先人仪式没有专门的司仪，后面的人只能看前面长辈们的动作，长辈跪下就赶紧跪下，长辈磕头就赶紧磕头……等磕头的动作传递到后排，最前面的长辈早已起立作揖，场面显得滑稽而凌乱。旁边爱开玩笑的女眷们就会大声提醒后面的孩子：跪下，赶紧跪下，磕头了，赶紧磕头。排到队伍最后面的肯定是辈分最低、年龄最小的娃儿，他们哪里晓得这种提醒里面暗藏“阴谋”，常常被捉弄得局促慌张，出尽洋相。面对先人案行过三拜九叩之礼后，后人还要对在世的长辈磕头，受拜的长辈则必须起身作揖相谢，依此类推。排到队伍最末的娃娃，只有给别人磕头的份儿，而身后却再没人给自己磕。一般是在众人的围观、嬉笑中完成磕头礼的，不乏没有赚到别人的磕头而委屈大哭的。
　　祭拜仪式结束，挂祖案的主家摆出酒菜，邀请今天所有来祭拜的同族入席。三大桌坐得满满当当。大家一起举杯互祝新年，共话先祖美德。
　　几杯下肚，眼前迷离，神思飘荡，突然明白一理：一个民族之所以没有信仰，是因为进化程度太高。中国先祖们早就摸透了世界的秘密：这世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神，把自己的祖先当作神敬吧，务实地活在当下，让自己快乐，让家庭和睦，让老人幸福，才是完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