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人民文学》发表《乔厂长上任记》，被誉为中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我上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时期，这篇小说的热度一直不减。因为它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喊出了大家压抑很久的诉求。19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那么受群众关注，并在社会上能取得空前的反响？我觉得是因为作家敢于介入社会，敢于写出社会的阴暗面，敢于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的看法。199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作家基本失语了，他们的作品成了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东西。老百姓根本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作品与时代断裂了，他们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无病呻吟，闭门造车。我曾经说过，新时代以后的作家似乎没有思想的能力了，没有表达时代的欲望了。在1980年代起着解放思想作用的文学消沉了，黯然了。相反，倒是法律界、美术界、电影界、西哲界，出现了一些人，为这个惨淡的时代点燃自己的灯盏。
　　蒋子龙先生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当时杂志发表时，我就从图书馆借来读了。因为天津禹作敏的事迹已经国人皆知，这篇小说的文学性，被它的新闻性有些遮蔽。大邱庄我没有去过，但华西村，我去过。那种落后的农民文化，一种让人窒息的封建皇权文化，还是让人很反感。
　　最近，我又重读这部小说，虽然是重读，但感觉似乎是初读，有一种新鲜感，仔细读完后，依然感到震撼。我认为，这部小说，放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小说开篇很大气，幽默，不失气势。写尽了郭家店的落后，甚至是惨烈的落后。郭德贵的死，给小说笼罩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他大儿子的死，也是惨烈。二儿子郭敬时，和村头的两棵大树，神秘、隐忍，虽有点不可思议，但也不乏隐喻。后面浓墨重彩地书写郭家店发家过程，真实、有力量，让我重新回到了那个乡镇企业发迹的时代。农民，作为一个阶层，自有他不可磨灭的光辉，能吃苦，胆子大。但亦有他无法克服的缺点，就是视野狭隘，思想落后，没有经过现代性的洗礼。他们骨子里还是千年一系的封建皇权文化。
　　小说里，郭存先像个封建暴君一样统治着郭家店，在郭家店，他的话就是圣旨，谁都不敢违抗。郭家店的百姓，包括他的下属，很感激他，但也很怕他，躲着他，像怕魔鬼一样。这一点，尤其在下部里，表现得很是出彩。某种意义上，下部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点睛之笔，没有下部，这部长篇小说依然是一个主旋律作品，一个宏大叙事的励志小说。但有了下部，就不一样了。作家用自己的笔，反思了权力、金钱对于一个人的腐蚀，写尽了人的欲望在权力和金钱中的无限膨胀，让人想到了鲁迅的《阿Q正传》里阿Q在土谷祠关于革命的梦想，无非就是权力、金钱、女色。20世纪的郭存先还是如此，他不过就是一个富起来的阿Q而已。从思想上，他并没有进步多少。
　　禹作敏说，我就是一个土皇帝，去掉“土”，我就是皇帝，郭存先亦然。他们不太在乎那个“土”，他们很在乎的是那个“皇帝”。皇帝文化，至今依然根深叶茂，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农民帝国》对皇帝文化的反思、批判，是当代文学罕见的，表现了作家的良知，和过人的眼力和修养。相对于《大秦帝国》《狼图腾》《檀香刑》《秦腔》《山本》等，《农民帝国》达到了一个骄人的高度。
　　蒋子龙说：“我喜欢‘开拓’这两个字的含义，开拓人物的灵魂，开拓新的手法、新的角度，开拓让当代文学立足的新基地。”正因为这种开拓精神，蒋子龙才能够走出《乔厂长上任记》的影响焦虑，创作出《农民帝国》。也是因为这种开拓精神，他才能磨砺自己的批判精神，将自己的思想之力深入农民文化黑暗的深处。李建军说：“通过长篇小说《农民帝国》的写作，他终于超越了自我，摆脱了旧的写作模式，完成了自己小说写作的路向转换，将小说世界的‘新国民性批判’叙事，提高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高度。”确实如此。
　　《农民帝国》触动了时代的历史情结，展现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切面，描写了人性的黑暗之处，让人反思，也让人警醒。可以说，作家在这部小说里，既写出了“农民”，也写出了“帝国”，更写出了“农民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