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县作协主席，张罗了一个文学颁奖会，三番五次邀请我去助兴，说是去了，可以给大家讲讲文学，讲讲报刊投稿的技巧。
　　会议开始了，主持会的不是朋友，不是他们作协的人，也不是文联的人，更不是文化局的人，是他们县政协一位副主席。事后，朋友说这样安排显得领导重视，会议规格也高，对他而言有面子，对我而言有身价。
　　会议只安排了一天时间，上午9点正式开始，先由主持人介绍到会嘉宾，县委的、县政府的、县工商局的、税务局的、公安局的、法院的、土地局的、反贪局的、建设局的等等，几乎县上每个部局都有领导出席会议。我来自省城，介绍嘉宾时，自然在领导之后。
　　接下来，县政府领导讲话，汇报全县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等总体工作，像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我想应该是秘书修改了的政府工作报告。接下来是县委一位副书记讲话，相对具体，说了全县写作人取得的成绩，发表作品的数量和期刊。再下来是宣传部领导讲话，县人大领导讲话，县政协领导讲话，最后是县文联主席我的朋友讲话，朋友一边讲，一边看着手机上的时间，把自己的千言万语压缩成了诗性化的感谢短句，还好，朋友讲完后，时间刚到11点半。
　　这回该我讲了，精心准备了两个小时的课，只能讲20分钟，因为主持人开始时曾经说过，11点50分，大家要在酒店门口合影。
　　讲什么呢，心情被语境破坏了，语言被阵势压倒了，课件被时间打乱了，意识被安排踢出局了。事后，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在20分钟时间内都讲了些什么，只记得掌声阵阵，笑声朗朗。
　　上午没有讲成，下午应该还有时间，可下午却安排了县上各单位关于支持文学创作的表态会。那些表态人的讲话不是临时开口讲的，而是打印后放在每个参会者手提袋子里的，宣讲者只是在麦克风前重新抑扬顿挫地读一遍。如此以来，下午也没有我的讲课时间，还好，上午我还讲了20分钟，与我一同被邀请的市作协副主席，准备了两个小时的PPT课件，一分钟也没有用上，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晚上，我建议朋友再做安排，让我和市作协副主席再给大家美美讲一番刊物用稿的标准。朋友却说，哪有时间呀，晚上一个写诗的企业家邀请你们去洗脚。我和那个副主席躺在相邻的两个沙发上，我说，文学活动还可以这样弄呀。他笑着说，我牺牲了创作时间，备了整整一天的课呀，你比我还好一些，还讲了十几分钟，县电视台有个亮相哩。
　　我和市作协副主席认为这个活动参加得压根不值，而邀请我们的朋友在送别时却说，效果好得很，是他们县历来文学活动搞得最好的。
　　我却不知道好在哪里，那些想听我们讲课的基层写作者有何种心态，但在我讲课那20分钟时间里，他们提问的纸条我根本就没有看清。
　　不是我想在异地他乡的文学爱好者面前表达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观点，也不是非要把自己的创作体会分享给人家，感觉难受的是，自己那么重视，那么认真地备课，到头来却让时间强奸了自己的心境，成了一个参与文学乱象的见证者。后来问朋友，县上那些局长们都爱好文学吗？他笑着说，他们恐怕连文学书也不读的。
　　文学成了什么？工具、桥梁、手段，还是标签？细想想，还真不好下定义。
　　之后，还有许多外地朋友邀请我给他们讲文学，我的回答是：不讲文学。问：为什么？回答：怕遭人强奸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