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肿瘤病区，周三刚刚搬至对面病房的老人昨晚走了。那是间单人病房，设施和条件远胜于这边四人一间的普通病房。老人被安置进那个病房时，家属对房间设施进行了大挪移，像搬家，很是喧嚣。来探望老人的亲朋好友，甚至医生似乎也络绎不绝。今天一早，敞开着门的病房却只剩下一地狼藉的垃圾和空荡荡的床铺。
　　父亲左边邻床是一位53岁、来自临近市区的肺癌患者，正在进行二期化疗。陪伴他的是嫁到小城来的他的女儿。小姑娘待人和善，性格活泼开朗。听她讲，她母亲在家里很忙。他们家还有鸡，有牛，有羊……需要照料。她只好将四个月零十天的孩子交给婆婆经管，然后自己腾身到医院照顾进行化疗的父亲。假如她的父亲不生病，父母一年有八九万的收入，生活过得挺好的。在病房里日日的相处中，能看出这位父亲是个性格爽朗的人。最近让他烦恼的是在外打工的儿子，小伙儿带着怀孕四个月的女朋友回家来要举办婚礼，可家里经济目前已经紧张起来，无法满足儿子、儿媳对婚礼的要求。偶尔在他们的言谈中听出父子、姐弟之间有零星的言语冲突。
　　昨天，病房又进来了第五位患者，他的病床加在其他病床端头，靠墙横放在走道上。病人大约五十来岁，脸色很黑，总是孑然一身，没有人陪护。我几乎没听见过他说话。昨天他独自拿着检查后的CT结果进来，就沉寂地蜷缩在床上，一动不动，检查结果放在腿弯处。临床陪护的小姑娘出于好奇悄悄拿起来看了看，恰好在我视线所及范围，我看见检查结果的第一项显示：“肺癌曾经过治疗，现有积液，不能分辩具体情况。需要排掉积液后，再做进一步检查”……第四项：“癌细胞转移至某侧第3、4节肋骨及脊椎骨”……我奇怪，这么严重的病者为何独自一人在医院住院，家人都去哪儿了？小姑娘悄悄告诉我，听那位病者自己说，他三年前患肺癌，并且一直在接受着治疗。他的儿子在外面上研究生，妻子去世了，家里只有他一个人。那位病者一直沉默不语，偶尔会发出几下低低的咳嗽声，却始终不大开口说话，嘴巴似乎连同其他五官都如雕塑般石化了。
　　父亲右边邻床的病人，我起初一直以为是位老人。他很瘦，几乎只有一副无力的骨架，眼睛显得出奇的大，像散发着幽暗光线的无底洞。直到我看见他的妻子，才明白他也仅只五十多岁。病房的小姑娘告诉我，这个人病得很重，医院已经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但他们不愿意回家。家里，他们儿子的婚事定在农历二月十六举办，如果他回去赶上人在家里去世，照当地的习俗，家里三年不能办喜事，这会耽误了儿子的婚事。于是家里磋商，打算让他在医院等着，等到家里先办红事，再回家，为他办白事。
　　我去水房洗衣服，碰见一个三十多岁，面容清秀的女人。我们大约彼此看着面善，就简单聊了几句。她们家是小城附近农村的。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16岁、一个9岁，孩子目前都在家由他们的爷爷照料。她在医院一心伺候胃癌晚期的丈夫。丈夫患病一年多了，手术后终是越来越严重，不见转机。丈夫年轻，一直在外面打工。除了他，家里其他人都买了保险，唯有丈夫年富力强，觉得没必要，就没买保险。也许应了那句老话“绳从细处断”，偏偏未曾预想会出现这般情况，丈夫治病的费用全部是自理，现如今已经花费四十多万，家里积蓄花光了，还借了许多外债。而她丈夫因为年轻，自己不愿意放弃最后的治疗……一个傍晚，我听见病房走廊细碎杂沓的脚步声，从病房门看出去，几个男人推着一张活动病床匆匆经过，病床上是一个用被单捆扎着的死寂的躯体，干枯、短小，那个女人静默的身影也一起经过走廊。之后，我在病区没再遇见过她。
　　父亲住在肿瘤病房的日子，我常会想起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剧中的肖申克监狱是一座几乎没人可以离开的“壁垒”。监狱的高墙内，每天有犯人固定的散步时间，主人公安迪总是独自一个人走在杂草丛生的操场上，从他宽大的裤脚下总是不经意地、缓缓地掉出一些粉末状的碎石，没有人能注意到他的行为。而这些细碎的粉末正是他最后得以越狱的希望所在。我的先生总是告诉我，同名小说作者斯蒂芬·金在他的书中，其实一直在不自觉地强调——安迪的越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但这个奇迹就是那么诱惑着、诱惑着、诱惑着……即使是一个不可能的假设，也透着微茫的希望。
　　父亲逝去三年了。他在现实中的最后一个消息，来自去岁冬的某个清晨。那天，我接到为父亲实施第一次手术的大夫的电话，窗外雪花纷飞，大地寂静无语。无人能为我印证天国的存在，天国可是也有晶莹剔透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