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电影队要来村里放映，全村的孩子兴奋得欢叫，又蹦又跳。哥哥姐姐们则忙着向带回消息的人打听要放映什么电影，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打仗的还是侦破的。但不论放映什么电影，都阻止不了孩子们涌向村口，守候电影队的到来。
　　时间还早，孩子们在村口，一次又一次地张望，甚至，有的孩子不怕危险爬到了树上，当起了探哨员。放牛回来的人们已经陆续出现在近处的村路上。终于，探哨员第一个发现并确认了从远处山路上走来的电影队，他大声地向大家报告着消息，简直像在战场上立了一等功一样荣耀。
　　区电影队的队长五十七是另一个村的人，看起来和父母的年纪差不多，甚至还要年轻一些，个子不高，样貌清俊，但村里所有的孩子都叫他“阿罢”（爷爷），小的原因是他辈分高，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放电影的“光辉职业”令他成为所有村庄的孩子仰慕的偶像，于是众孩子们便跟着叫起来，他成了孩子们的公共“阿罢”。五十七的助手是个名叫阿四的小伙子，因为个子小，从背后看过去就像一个半大的孩子。在电影队不来村里的时候，大人们提起他时，叫他“阿四娇娇”，彝语里的“娇娇”，原是指瓜果或是某样东西个小而不堪的样子。阿四比我的哥哥们年纪要大，是个大龄青年了，但却还没有成婚。平日里，从别处来村庄做客的像阿四这样的小伙子，姑娘们是懒得搭讪的，而阿四因为是电影队的人，人极聪明幽默，姑娘们愉快地叫他阿四哥，并向他打听晚上放映电影的剧情。孩子们则围着他，叫他“阿四耶（叔）”。
　　电影队到了村里，一般是进了社长家。这时候，社长家的孩子比平日更集中地成为别的孩子讨好的对象，因为大家都想跟到社长家里，去看一下在院子里或是台坎上装着电影机的箱子，或者哪怕只是听他和社长热络地聊天，说起近期放映的电影，以及各地的新闻。在等待晚饭的这段时间里，阿四会去村中小学的操场上布置栽杆子、拉银幕，而所有这些事，其实都轮不到他亲自动手，有多少半大的孩子在旁边候着听他指挥，幸福地为他效劳。有时候孩子太多，那些轮不上动手的孩子，便只有羡慕地站在一旁观看。
　　电影队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进一次村，更多的时间里，孩子们的夜晚只有交给丢手巾、赶马帮、猴子下山掰包谷等惯常的游戏。而哥哥姐姐们则去别的村里赶场看电影。这些看电影的夜路，近一点的个把小时，远的两三个小时。最纠结的是半大的孩子，又想跟着去看电影，又怕路上跑不动道，尤其是深夜看完电影返回的时候，若是没有自己的亲哥亲姐带着，眼看着其他人都跑到前面去了，自己则努力地撑着袭来的瞌睡，在后面拼命追赶，又怕又急。
　　哥哥姐姐们去看电影最多的是二林场。二林场是当时的省属县级森工单位漾江林业局设在当地的一个采伐场，是一个乡级单位。林场里有自己的子弟小学、医院、商店，有水泥打的篮球场，刷了油漆的篮球架，商店里卖的好多东西，当地的孩子都没有见过。二林场的一切，都令当地的人们艳羡不已，而最令年轻人艳羡的还是场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放电影。哥哥姐姐们热衷去二林场，一来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二林场代表着城市文明，代表着文化风向、潮流前线；二来是因为二林场放映的电影都是新的，那些电影一般都要在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会慢慢来到村庄里。
　　当二林场将我们村内广袤大山上的原始森林砍伐殆尽之后，场部转移到区内的另一个村，只有部分机构保留了下来，名字改为二工区。去二工区看电影不仅比去二林场要远，还要过河，雨季洪水大涨，渡河多遇险情。
　　后来村里终于有了电影队，一个月在村完小旁边的旧大队（村庙）院子里放映一回，家里给我们在学校一个星期两毛或是三毛钱的零用钱，在要放电影的这个星期里，我们便不再去小卖店里买零食了，也不再跟学校里有连环画的同学付费借读了，而要留着看电影。放一部门票两毛钱，放两部三毛，尽管放第二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大多瞌睡得睁不开眼睛，尽管有好几部电影，我们已经重复地看过多遍。
　　到了这时，村庄的人们每办一场喜事，尤其是结婚，请电影队晚上放一场电影便成为不可缺少的节目，一部电影60元，两部电影80或90元。而那时候大家做客的礼金，高的只有5元，少一点的大多3元。
　　时光行走得缓慢，哥哥姐姐们正青春灿烂，我们离长大、离后来的沧桑还远。《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野火春风斗古城》《刘三姐》《画皮》……在旧大队的院里，在村里各家办事的客场上，我们将众多熟悉的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而每看一遍依然怀着像第一次看时那样新鲜的心情，等着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样的字幕出现，开启村庄又一个幸福、美好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