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有关“诗圣”杜甫困居长安十年的版面，前前后后，查了几天的资料。才猛然发现，在1300多年前，唐王朝由盛转衰时期，有三个诗人，他们才藻富赡，在某一个时刻里，同一种环境下，因为性格和人生际遇的迥异，使得诗词文赋风格、成就不同，耐人研读。于是，这几天还藏在心里反复琢磨。
　　咱们经常会说“文以载道”，而盛世繁荣之下的文化碰撞和战乱迭起之下的思想摩擦就是文学创作激烈而集中迸发的重要因素。所以，多数情况下，文学繁荣都出现在了经济文化最开放或社会最动荡时期，唐朝前后存世近三百年，最大的文学成就就是唐诗，而盛唐转衰时期，出了三位最著名的代表性诗人，他们就是“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
　　701年，王维、李白出生，12年后，杜甫出生。王维的诗神韵悠然，美如画卷，因深湛的艺术修为而才名早著。李白天性浪漫，诗风豪放纵逸，“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一生忧国忧民，诗风沉郁顿挫，开古诗现实主义之滥觞。三人交相辉映，成为了中国诗坛最璀璨的三颗明珠。
　　自小学到高中，十几年的语文教材中，不乏他们的优秀诗篇。也正是因为教材的频繁收录，以至于，我们在这种“家喻户晓”中，对他们一知半解，忽略了客观所学仅是冰山一角。而今再看这些诗，由于年龄和心态不同，对作者一生经历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不一，读起来，那种穿越千年的心灵相通尤为明显。真的就像是一个传递了很久的礼物，当你拆开时，自己已是截然不同的大人，可是那句诗好像携带着诗人创作时那一刻的境遇与情绪。读来，一如当年。
　　可能是我从小性格外放，事业心太强，常常喜欢恣意悠然风格的诗文辞赋，也常常羡慕嵇康出世的生活状态，所以这三人当中，我最爱王维和李白的诗作。杜甫忧国忧民，诗作千古独步，却因为沉郁的风格，满眼民生疾苦，让人读来，心里像压着大山，情怀难以释放。
　　文学作品的风格形成，与作者性格、时代、际遇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同处一个时期，三位诗人的诗风迥异，这其中，各自的性格与人生际遇是最主要的影响。而谈起际遇，不得不说一个地方，那就是唐朝都城长安。
　　玄宗时期，三人与长安都有或长或短的交集。王维15岁入京应试，21岁中进士，早年就成了诗坛核心人物，享有盛誉。长期居住在长安，生活富庶，一生波澜见小，给佛意人生和艺术修为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李白青壮年时期，到处游历，向往游侠生活，生性爱酒，豪放清逸。35岁被召入京，玄宗给予最高礼遇，一生大起大落却因为性格原因，所有的经历都化成广博的胸怀，成就狂傲不羁的诗风。
　　与李白、王维相比，杜甫胸怀壮志，前半生积极入世，却一生仕途蹉跎，困居长安十年之久，生活维艰，报国无门后，将目光转移到逐渐衰落的唐王朝和食不果腹的下层百姓身上。经历过苦难，才更能理解苦难，诗人不幸诗歌兴，坎坷命运使杜甫成了唐诗的“集大成者”，影响后世千余年之久。
　　如今，诗人长辞，我们仍能在读到“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时，体会到杜甫的辛酸无奈；也能在读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时，读懂李白的辽阔与豪放；还能在读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时，感受王维的悠然和禅意。
　　这就是文学最大的魅力，三位诗人的诗作就是三种人生态度的缩影。倘若在此后漫长的一生，如意、不如意的境遇里，富庶或困苦的生活中，或裘马清狂，恣意山水，或胸怀天下，感民疾苦，或邀友举樽，与明月对饮，哪怕有一刻，能使你想起他们三位中的一人的一首或一句诗，那都是这些瑰宝穿越千年而来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