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大赛
　　安塞民歌
　　尚飞林（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
　　其实陕北民歌一直很热，其中延安时期1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期间有很多的音乐大家来到陕北，采风、搜集整理民歌，让陕甘宁及山西、河北、内蒙等地区的民歌聚集到陕北。陕北民歌实际上包容了很多其他地区的民歌的元素，所以陕北民歌在那个时候就很火，许多的秧歌剧、合唱、进行曲都是陕北民歌改编的，在全国各地传唱。例如陕西省音协第一任主席关鹤岩带领词曲作家到陕北采风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风靡全国，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推动。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陕北民歌取得大的发展，正是因为有这些前辈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
　　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一次陕北民歌的比赛，仅报名者就有一千多，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一个地域性的民歌能有这么高的参与度，就足见陕北民歌的受欢迎程度。在优秀歌手脱颖而出的同时，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有很多。民歌发展到这个时候，面临这两个问题：一方面就是歌手对自身的综合要求；另一方面是创新。
　　现在的歌手比赛越来越多，但举办的目的和意义越来越不够清晰明确。省音协举办陕北民歌比赛就是要发现陕北民歌传承人，比赛最终拿到奖的那个人，一定是要向着陕北民歌传承人的方向去培养。要传承就要去“博物馆”学习，学习传统的东西，唱出来的味道才能足。不要求每个人都唱得像王向荣，也不可能都像马子清、朱光亮这些老艺术家，但作为传承人，至少应该模仿老一辈艺术家，达到韵味十足的地步。作为发展人，最重要的是创新，可以有民歌的元素，但更多是要融入自己的思考创新。总书记也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就是创新。对于陕北民歌的保护、传承、发展三个层次，发展是最难的。发展就是要创新，没有创新就会失去灵魂，所以现在摆在陕北民歌面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创新。

　　陈勇（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
　 2013年，西安音乐学院成立陕北民歌专业，这也是中国十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中唯一的陕北民歌专业。我们对陕北民歌演唱专业的设立和发展是基于地理、时代、人文等多向度、多层次综合考量的。首先，学校自身的发展理念就是特色发展，陕北民歌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存在，和学校发展理念一致。第二，陕北音乐文化的发展实际上伴随着共产党的成长的历程，发挥着文化堡垒的作用，与新中国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脉。第三，改革开放以后掀起的“黄土风”，是一种对文化的复苏，西安音乐学院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陕北民歌、陕北文化，再一次在中国刮起陕北风。
　　西安音乐学院是西北五省唯一的音乐专门院校，黄土文化扎根在这里，我们有责任去挖掘、整理、传承、思考陕北文化，整理遗留下来的、或者是我们在过去没有听到的传统的民间深处的声音，发现陕北民歌舞台演唱的人才。
　　陕北民歌专业成立近五年，课程除了和民族唱法同样的专业课之外，还有针对陕北民歌特点制定的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教材。目前就整个招生和毕业反馈情况来讲，有一定的效果，国家大剧院已经进了三次，还走进春晚、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演出，包括给各国元首的展示等等。
　　学院还打造了陕北民歌舞台剧。因为任何一种独唱形式想要达到更高层次的表现，都必须借助戏剧这样一种艺术综合体来展现，把演唱、戏剧、美术、舞蹈融合到一起，向着艺术规范化的道路前进。让学生参与到如《米脂婆姨绥德汉》这样带有人物、故事情节、表演的整剧中来，可以让他们在演唱更多曲目以外，实现系统的、完整的学习。
　　我们培养的不是发声、技术、技巧，而是不断提高学员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表达力、艺术判断力，用综合素质提升我们陕北民歌的艺术性和传唱性，使土生土长的陕北民歌达到一个艺术层次的理解或者展示。这也是民歌专业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经过全面系统现代音乐教育的艺术家，把原生态的陕北民歌经过自己的艺术修养进行凝练和理解，再次展示在更多人、甚至是世界的舞台面前。

　 乔建中（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
　　对于高等教育来说，重视民歌，想培养一批新型民歌手，是必须要做的。目前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怎样让民间歌手一方面在文化修养方面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又能保持他们的风格。我认为以传习馆的形式来推动是一个合适的方法：大力提高那些能够保持陕北民歌原貌的歌手的地位，让社会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之后才能促使年青一代去学习。
　　西安音乐学院从2013年省教育厅批准可以办陕北民歌的本科班，每年降低文化课的要求招3-5个学生，今年第一批陕北民歌班学员已经毕业。学员比起刚入学时的状态都是有所提高的：一是掌握的曲目多了，经过4年的学习，普遍学习了50首左右，最多的达到100首以上；第二，有了学校这样一个平台，演出机会多了，演唱实践有很大的提高；第三，在声音上，老师做了一些调整，让学员在保持风格的同时舞台表演水平有所提高。
　　这批学员都是在入学前就已经有一定造诣、一定影响的民歌手，针对他们的教学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老师并不敢把专业院校的技术方法过多地用在他们身上，怕学得太多本身的风格就没有了。这就有很大的矛盾。
　　现在，国家应该在相关学术理论研究方面花更大的力气，认真坐下来，做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传承保护的理论方面的探讨，总结出好的经验推广出去。专家、学者、传人在观念上、理论探讨上、身份认定上等等，都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探讨。现在我们的机制已经形成了，但是落实方面还比较表面化，有点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