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编剧巴陇锋长篇小说《永失我爱》讲述了以青年知识分子路明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广大农村青年追求爱情与梦想的故事。
　　小说以西部大开发热潮为时代背景，以路明与初恋许芬、外籍高知女性Kathly等人的情感纠葛为线索，气势磅礴又生动细腻地展现了20世纪末西部乡村和城镇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和民众生活等纷繁复杂、悲欣交加的多重“风景”。本文将以此为出发和旨归，综合解读这部作品多重“风景”背后的多重意蕴。
　　小说通过探讨“路明与许芬师生恋”的话题引出了“爱情与道德”的矛盾问题。第十章《神秘耶利亚》中，路明提出师生恋“将道德置于何地”和“怎么能够以我俩的幸福面对整个社会的非议”的疑问，好友程军如此回应：“爱是至真的感情，爱是至大的真理，爱是至高的道德……你爱她，她爱你，除此之外，不是真情，更非真理，也非道德！”
　　此番论争可引出两点：
　　第一，“传统道德”。国人自古以来就被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衍生出的各种“道德”教条规约着，比如“君臣、父子、师生”为代表的人伦纲常，人们因此认定师生相恋是“有悖人伦”的。
　　第二，“人言可畏”。同样一分为二来看：一，“围观”是我国民众与生俱来又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人们习惯于通过品评他人的行事作为来纾解自己生活中的枯燥与难耐，而且多数情况下，他人所为与自己毫无关联。“路许恋”本就是两人自己的事情，与他人并无干系，但按照“惯例”，路明依旧担心会遭人非议。二，“被围观者”同样也是“观赏者”。路明许芬不仅是惮于他人的“多事”，更是困于自己的“多虑”——若二人内心皆能勇敢地抛却“围观”思想，那么便不会有此疑虑。所以，这恰表明：在众人尚未“围观”之前，他们已率先开始“观赏”自己了。
　　小说从白虎村村民以为的“恶神杀人”写到基层教员艰苦的生活、乡村教育的极端落后等，这其中的每一帧都向人们展示了“治贫先治愚”的紧迫性。第十三章《村里的那些事儿》中，白虎村支书姜老二讲述了“恶神杀人”的故事：村长梁孝父在菩萨庙正南修建了一座“豪宅”，村民王阴阳却认为这房子太阔太高，与菩萨庙分庭抗礼，撞了煞头，必遭杀祸。大伙开始也不信，但在有人于此中毒甚至死掉以后，很多人就信了；不仅如此，出事以后梁家人第一想到的解决办法不是报警，而是花费巨资请神父前来，但神父却未能解决此事。很久以后，真相才浮出水面：原是姜家大嫂白梅子“以种种卑劣手段投毒”使得数人丧命。
　　因此，整个事件不仅淋漓尽致地展露了村民的愚昧，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愚昧极易成为险恶之人作恶的工具和保护伞，而且，这样根深蒂固的愚昧充分说明：“穷”往往更在于精神之愚昧。精神“穷”所以“志短”，所以不图进取。这就形成一个无限恶性循环——因为愚昧，愈发穷困；由于穷困，愈发愚昧。但令人愤懑的是，如此亟需治愚的乡间村里，人们反而极不重视教育和教员。
　　第八章《最后的瞬间，永久的纪念》中，酒店老板娘直接骂道：“穷教师一个……你滚，我嫌你占座位哩！”此话不仅直白地吐露了部分民众对教员的蔑视，更是道出了基层教员们贫困潦倒地位低下的现实窘境。
　　第二十四章《天若有情》中，里原小学的代课老师竟“只四年级程度”，而且“除了她，学校雇不到第二个能接替她工作的人”。这个近乎悲壮的现实不仅表明了这里教育水平的极端低下和教育资源的极度稀缺，而且一目了然地作出了预判：如此水平的教员教出的学生必将同样不堪薪火相传之重任。
　　小说通过对数例血案的客观而冷静的描述，引出部分民众“法律意识淡薄与生命意识空无”的问题。这些血淋淋的案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部分民众法律意识的极端淡薄。
　　不仅如此，从这些细节还可看到更加令人痛心的事实：这些罪犯同样是普普通通的“人”，单就“人”皆应有的最起码的人性和良知而言，他们也绝不应对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如此随意地残忍杀害。因此，这充分表明：莫说律法，这些凶犯们连最起码的敬畏生命的意识都没有。
　　“一部书论道人生、一支笔播撒热忱”——巴陇锋小说《永失我爱》是一部囊括了爱情、人性、道德、教育、律法和生命等的杰出作品，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能够将如此深刻的多重意蕴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演奏出一曲自然而然又异彩纷呈的西部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