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市群众艺术馆 马建飞
一个画家,要能够经常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来,首先就要有源源不断的素材,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它从根本上制约并决定着画家的成败。只有认识了这一规律,并自觉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方能如鱼得水,获得自由,走向成功。
(一)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各领域文艺工作者都要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艺创造活动之中,在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提炼主题,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笔者很快明确了以后的创作方向。而“在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提炼主题”,则正是强调了创作根基性的问题。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艺术工作者为什么要注意“在社会生活中”这个前提呢?因为“社会生活”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大天地。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无不源于人民,人民生活就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1942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显然,生活源泉制约着创作,只有认识到创作的源泉所在,用心去发掘创作的矿藏,有鉴别、有分析地汲取素材、提炼主题,才能创作出有社会价值的作品来。
(二)
延安时期的美术工作者为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当时,以鲁迅艺术文学院为主,集聚了一批美术工作者。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古元和彦涵两人。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则正是首先关注人民群众生活、深入到工农兵生活中去。
从古元当年和后来几年在延安时期的创作题材和内容看,绝大部分与他这段时间经历相关。其创作的木刻《运草》,徐悲鸿先生看后,评价其为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陆定一评价其作品特点,在当今中国艺术界,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不可多得的。
彦涵从鲁艺短期学习毕业后,即分配到由四人组成的鲁艺木刻工作团,由团长胡一川带领,于1938年冬随八路军东渡黄河、穿过日寇封锁的同蒲铁路,来到属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山抗日前线。根据这段经历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抗战生活木刻佳作。周恩来当时把彦涵创作的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作为珍贵的纪念品送给了美国朋友,美国《生活》杂志很快就以袖珍版出版发行,后被美军观察团带回延安。据说,美国还将这本木刻连环画发给远东战场上的士兵,用中国人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美国士兵。
古元和彦涵,当时一个在陕北农村,一个在抗战前线,生活经历和体验虽有不同,但在生活是美术创作之源这个问题上却又是相同的。鲁艺当时的木刻系主任江丰后来在他的《回忆延安木刻运动》一文中指出:延安木刻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木刻史上光辉的一页,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关键在于延安的木刻作者,在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引导和鼓舞下,深入农村,深入部队,同农民、战士交朋友,和他们生活、工作在一起。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从中去感受、去熟悉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大大丰富了艺术创作的源泉。”
(三)
当年,延安时期的美术工作者能痛下决心改变身份、放下架子、甘当群众的学生,得到群众的信任,才在人民群众那里发现和得到许多创作的“矿藏”,最终才有大量佳作产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六十多年,又有许多的美术工作者也是沿着这条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并取得了丰碑似的成就。这里仅举两例。一是著名国画大家刘文西,从大学毕业至今,五十多年来,经常深入延安和陕北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观察、体验生活,创作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既极具时代特色又很有历史价值,闻名中外。一是著名油画大家靳之林,他是一位勤奋超常的人,他既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学者、理论家。他长期深入陕北农村,现已在延安市延川县的农村为自己买了窑洞,经常吃住在那里,至今近九十岁的人了还不避寒暑、不辞辛劳,以人民群众为师,在那里写生作画;他的辛勤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不只在油画创作上,而且在中国本源文化、民间美术以至在考古上也成绩斐然,既在国内影响极大,又远播欧洲。刘文西、靳之林两位大家既是当今青年美术工作者的楷模,也是从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文艺指导思想正确性的佐证。我们既可以从延安时期的美术工作者成功之路受到启迪,也可以从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大家中受到感染,沿着正确的道路,抱着正确的态度,走出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