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6年05月06日
路易·艾黎的抗日情缘
甘肃省山丹艾黎纪念馆的聂广涛，当年曾经得到过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的抚养。下面是他的回忆录，此处刊发有较大删节：
1927年4月，路易·艾黎从新西兰来到中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已经在中国生活10年。
这期间，他先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督察，两年后，担任工厂安全督察长。1932年，在上海的美国人史沫特莱女士介绍艾黎与宋庆龄相识。在宋庆龄的倡导下，艾黎组建了外国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有史沫特莱、斯诺、马海德等。通过学习，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中国革命和抗日的实践中。
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工厂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宋庆龄、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简称“工合”)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为行政院负责工合事务的技术顾问。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艾黎组织把武汉64家企业搬到了陕西宝鸡。由于毗邻西安、延安，西迁到这里的企业能够重新复工生产，不仅为持久抗战保存了工业设施，还安置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些企业所生产的棉纱、棉布、军毯在支援抗战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工合成立后，相继在洛阳、宝鸡、成都、赣州建立了办事处，分别负责中原、西北、西南、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的组建和运行。合作社的口号是“努力干、一起干”。兴办的小厂有机械、化工、面粉、造纸、纺织、被服、印刷、炼铁等等。由于它的规模不大，技术含量相对不高，投资小，见效快的特点，便于避开敌人的轰炸而免遭破坏，很适合于隐蔽、转移。它所生产、制造的产品，品种繁多，涵盖民用军需的许多方面。工合事业由于适应战时需要，最初得以迅速发展。到1940年10月，短短两年时间，已在全国16个省，建立了2400多个各类合作社。从业人口约2万人。
艾黎曾三次到延安访问，工合事业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并欢迎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地区建立各种合作社。这样，工合就成了既能够在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又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存在和发展的组织，十分有利于坚持全面抗战。
在当时通信、交通设施都很落后的情况下，艾黎跑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行程2.4万多公里，乘火车，搭汽车，骑马，许多时候还只能骑自行车。他不畏艰险，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无数的困难才清楚地了解到各地的真实、具体的情况，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物资调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使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埃德加·斯诺早在1941年2月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登载在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上。这篇文章介绍了艾黎在中国搞工合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意义，赞扬了艾黎不辞劳苦，排除万难，支持抗战的坚强毅力，肯定了艾黎自己甘做“中国的头号白人苦力”的精神。
工合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国民党的一块心病。艾黎于1942年被撤销行政院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被赶出工合总部。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在被撤销职务后，他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方面。创办培黎学校，培养人才，是他在抗战后期具有战略意义的壮举。前几年上演的电影《黄石的孩子》的部分情节，就取材于这所学校的故事。
1942年，艾黎把任西北工合秘书的英国人乔治·何克，调到位于秦岭南部的小镇双石铺，担任培黎学校的校长。何克是英国人，1937年牛津大学毕业，同年来到中国。先在上海，后去延安、武汉。他目睹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决心留在中国，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何克到任培黎学校校长后，陆续招收了60余名贫苦和战争难民子弟入学，他利用嘉陵江的水作动力，兴修纺织厂、机械厂，亲自带领学生、工人一起干。到1944年，学校初具规模，逐步完善了半工半读的教学秩序。
1941年春，在宝鸡西北工合内部，掀起了一股排挤、打击、迫害正直进步人士的逆流。聂广涛的父亲聂长林列入被缉捕名单，连夜离家出走。三个月后，他在洛阳等待证件，准备渡过黄河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时，遇到从那里刚刚回来不久的何克。何克答应关照聂长林一家：四个年幼男孩子和他们的妈妈。回到宝鸡后，何克就把聂广涛的两个哥哥带回双石铺，成了培黎学校早期的学生。
聂广涛和弟弟继续留在妈妈身边。但不久妈妈去世，他和弟弟被送到宝鸡孤儿院。1942年初冬，艾黎把6岁的聂广涛和弟弟带到双石铺，安置到柏家坪的窑洞里，同艾黎、何克的共同生活从此开始。
在这里，60余名战争孤儿，生活在培黎学校中。随着战局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些孩子不受战争的侵扰，学校于1944年底（农历）开始往甘肃山丹县搬迁，1945年春天，学生老师和设备全部搬迁完毕。
何克亲自带领学生修建废弃的庙宇，将其改造成为教室、宿舍、实验车间。一场突如其来的破伤风袭来，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何克在1945年7月22日离开人世，年仅30岁。临终前，艾黎守候在身边。他要来笔和纸，写下了“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
何克去世后，艾黎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把全部的精力花在山丹办学上。他不仅要设法搞办学经费，增添教学设备，聘请中外教师，还要亲自教学上课，教授英文、机械原理、农机运用等，还要照顾几个孩子的饮食起居。
解放后，聂氏兄弟失散多年的父亲聂长林通过组织找到了他们，要求他们回东北，艾黎只好忍痛割爱，送他们回老家。
聂家兄弟四人回到东北以后，艾黎不得不忍受失去他们的寂寞和痛苦。值得庆幸的是，四兄弟中的二哥和四弟后来都在北京工作，在艾黎晚年的时候，常常带着孩子去看望他，使他享受到天伦之乐。
想了解这次考察活动全部内容，请阅读：中国甘肃网（http://www.gscn.com.cn）“寻找路易·艾黎足迹”文化考察活动专题页面。
鸣谢：院中国甘肃网、兰州城市学院兰州晨报 山丹县艾黎纪念馆 山丹广播电视台、山丹全融新媒体平台 国际在线
特别说明：因版面限制，此稿件由中国甘肃网系列稿整理而成。如出现差错，与原文无关。
1927年4月，路易·艾黎从新西兰来到中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已经在中国生活10年。
这期间，他先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督察，两年后，担任工厂安全督察长。1932年，在上海的美国人史沫特莱女士介绍艾黎与宋庆龄相识。在宋庆龄的倡导下，艾黎组建了外国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有史沫特莱、斯诺、马海德等。通过学习，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中国革命和抗日的实践中。
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工厂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宋庆龄、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简称“工合”)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为行政院负责工合事务的技术顾问。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艾黎组织把武汉64家企业搬到了陕西宝鸡。由于毗邻西安、延安，西迁到这里的企业能够重新复工生产，不仅为持久抗战保存了工业设施，还安置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些企业所生产的棉纱、棉布、军毯在支援抗战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工合成立后，相继在洛阳、宝鸡、成都、赣州建立了办事处，分别负责中原、西北、西南、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的组建和运行。合作社的口号是“努力干、一起干”。兴办的小厂有机械、化工、面粉、造纸、纺织、被服、印刷、炼铁等等。由于它的规模不大，技术含量相对不高，投资小，见效快的特点，便于避开敌人的轰炸而免遭破坏，很适合于隐蔽、转移。它所生产、制造的产品，品种繁多，涵盖民用军需的许多方面。工合事业由于适应战时需要，最初得以迅速发展。到1940年10月，短短两年时间，已在全国16个省，建立了2400多个各类合作社。从业人口约2万人。
艾黎曾三次到延安访问，工合事业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并欢迎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地区建立各种合作社。这样，工合就成了既能够在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又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存在和发展的组织，十分有利于坚持全面抗战。
在当时通信、交通设施都很落后的情况下，艾黎跑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行程2.4万多公里，乘火车，搭汽车，骑马，许多时候还只能骑自行车。他不畏艰险，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无数的困难才清楚地了解到各地的真实、具体的情况，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物资调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使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埃德加·斯诺早在1941年2月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登载在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上。这篇文章介绍了艾黎在中国搞工合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意义，赞扬了艾黎不辞劳苦，排除万难，支持抗战的坚强毅力，肯定了艾黎自己甘做“中国的头号白人苦力”的精神。
工合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国民党的一块心病。艾黎于1942年被撤销行政院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被赶出工合总部。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在被撤销职务后，他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方面。创办培黎学校，培养人才，是他在抗战后期具有战略意义的壮举。前几年上演的电影《黄石的孩子》的部分情节，就取材于这所学校的故事。
1942年，艾黎把任西北工合秘书的英国人乔治·何克，调到位于秦岭南部的小镇双石铺，担任培黎学校的校长。何克是英国人，1937年牛津大学毕业，同年来到中国。先在上海，后去延安、武汉。他目睹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决心留在中国，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何克到任培黎学校校长后，陆续招收了60余名贫苦和战争难民子弟入学，他利用嘉陵江的水作动力，兴修纺织厂、机械厂，亲自带领学生、工人一起干。到1944年，学校初具规模，逐步完善了半工半读的教学秩序。
1941年春，在宝鸡西北工合内部，掀起了一股排挤、打击、迫害正直进步人士的逆流。聂广涛的父亲聂长林列入被缉捕名单，连夜离家出走。三个月后，他在洛阳等待证件，准备渡过黄河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时，遇到从那里刚刚回来不久的何克。何克答应关照聂长林一家：四个年幼男孩子和他们的妈妈。回到宝鸡后，何克就把聂广涛的两个哥哥带回双石铺，成了培黎学校早期的学生。
聂广涛和弟弟继续留在妈妈身边。但不久妈妈去世，他和弟弟被送到宝鸡孤儿院。1942年初冬，艾黎把6岁的聂广涛和弟弟带到双石铺，安置到柏家坪的窑洞里，同艾黎、何克的共同生活从此开始。
在这里，60余名战争孤儿，生活在培黎学校中。随着战局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些孩子不受战争的侵扰，学校于1944年底（农历）开始往甘肃山丹县搬迁，1945年春天，学生老师和设备全部搬迁完毕。
何克亲自带领学生修建废弃的庙宇，将其改造成为教室、宿舍、实验车间。一场突如其来的破伤风袭来，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何克在1945年7月22日离开人世，年仅30岁。临终前，艾黎守候在身边。他要来笔和纸，写下了“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
何克去世后，艾黎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把全部的精力花在山丹办学上。他不仅要设法搞办学经费，增添教学设备，聘请中外教师，还要亲自教学上课，教授英文、机械原理、农机运用等，还要照顾几个孩子的饮食起居。
解放后，聂氏兄弟失散多年的父亲聂长林通过组织找到了他们，要求他们回东北，艾黎只好忍痛割爱，送他们回老家。
聂家兄弟四人回到东北以后，艾黎不得不忍受失去他们的寂寞和痛苦。值得庆幸的是，四兄弟中的二哥和四弟后来都在北京工作，在艾黎晚年的时候，常常带着孩子去看望他，使他享受到天伦之乐。
想了解这次考察活动全部内容，请阅读：中国甘肃网（http://www.gscn.com.cn）“寻找路易·艾黎足迹”文化考察活动专题页面。
鸣谢：院中国甘肃网、兰州城市学院兰州晨报 山丹县艾黎纪念馆 山丹广播电视台、山丹全融新媒体平台 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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