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陕北那个叫子长的县城里，最热闹的去处，除了集市，就是录像厅。
　　那是个港片盛行的年代。小城的少年们像候鸟一样，从各条巷子里涌出来，钻进门口挂着厚布帘子的录像厅。里面永远昏暗嘈杂，录像带转动的咔嗒声里，港片里的英雄随着荧幕上的枪声和拳脚声，一个接一个登场又退场：他们穿西装，打领带，飞檐走壁，快意恩仇。对我们这些县城少年来说，录像厅不只是一间屋子，它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那天是和同学相约而去的，如今想不起来片名和内容，情节只剩一团模糊的影子。大约是中国的热血青年和日本人斗争的故事，主线像是护着某件国宝——谁在护，谁在抢，情节和结局，我统统不记得，剧情像被雨水泡过的旧报纸，字迹漫漶，摊开来认不出几个字；可偏偏有一处，清晰得像刚刻上去的，几十年了，一点都没磨掉。
　　那是一处声音。剧中人喊一个人的名字：志文。
　　志文是片子里的一个人物，武功高超，谋略出众，是个智勇双全的英雄。可我记住他的，并不是那些打斗动作和计谋策略。我记住的，是那一声声呼唤——志文。这两个字被喊出来的时候，感觉真是动听，像是把一口英雄气含在舌尖上，喊得又响又亲。后来在放学路上，我也用陕北话学着喊过，那声音回响在山间、落在黄土地上，不像是在喊荧幕上的影子，倒像在喊自家院里走出来的后生，喊山峁上扛着锄头的兄弟。
　　我们子长（原名安定县，现为子长市）是出了名的红都将军县。瓦窑堡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就是在那座小城的会议上确立的。谢子长、阎红彦、贺晋年、贺吉祥……一个又一个开国将军，都是从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走出去的后生。我打小就活在英雄的传说里：课本上有，土墙上有，老人们蹲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也会忽然说起某年某月，谁带着队伍从哪个山峁上过来了。
　　所以，当录像厅里那个叫志文的人被一声声喊起名字的时候，我大概不只是被一个虚构的人物打动了——我是被一种从小就刻在骨头里的东西打动了。屏幕中的英雄或许是虚构的，但英雄情结一定是真的。而它之所以这样真，大约是因为，我脚下的土地，本来就是一片出英雄的土地。
　　那一声声的志文，从那以后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走在放学的土路上，会冷不丁冒出来；躺在土炕上，也会冒出来。一个人物，连同他的名字，像一枚被石子打皱的水面，时不时荡开一圈圈涟漪。我那时说不清那是什么，现在想来，那大约是一个少年对“英雄”二字最早的，也是最具体的想象——英雄不是面目模糊的影子，他有一个名字，可以被响亮地、亲热地喊出来。
　　上高一重新建档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改名字。
　　父母亲没有多说什么，很包容地由着我自作主张。隐约记得母亲说了一句：本来就那么文气的，又改个这么文气的名字。
　　如今，这个名字跟着我走过很多地方，被很多人喊过。每次有人喊它，我心底都会极轻地动一下——不是想起什么大事，只是想起子长城里录像厅门口那块厚布帘子，想起那个智勇双全、被唤作志文的屏幕角色，想起那一声声动听的名字。它不像国宝，有人护，有人抢，它只是悄悄住进了一个少年的名字里，一住，就是几十年。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英雄不一定都要舞枪弄棒。那个屏幕里的豪杰，费尽周折，用命护着一件国宝，而我这个少年，护着心里不断努力奋斗的念想，一护就是几十年——大约也算一种英雄气。它从录像厅那块厚布帘子后面出发，走过许多年、许多地方，最后落进一个文气的名字里。那点英雄气，落到纸上，就成了文气。
　　再后来，我离开了子长，去了更大的地方，也过了许多不顺利的日子。每逢难处，我总会想起那个叫志文的人，想起瓦窑堡，想起这片红色的黄土地上，那些从山峁上走出去却再也没回来过的后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安精神的这八个字，我不是在书本上才认识的，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少年们从小就刻在骨头里的：老人们说，自己脚下的路自己走，再难也不回头。少年时的英雄情结，并没有随着录像厅一起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样子，长成我身上的一种精神，也可以叫作心劲或者心力：日子再难，也要过出个样子；事再难，也要咬着牙做完。这大约就是英雄情结留给我最长久的东西——它成了我奋斗不息的内生动力，一直长在我身体里… …
　　名字，是随身带着的最小的行囊，小到只有两三个字，却装得下整个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也装得下此后几十年，一个从红都将军县走出去的人脚下不停歇的漫漫奋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