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省长”终于说到正题上了:“我有个想法,并且征询过重庆、上海和北京一些高层人士的意见,他们都很支持。今天找你这个青铜重器专家来,也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从古到今,总说青铜是国之重器。不管什么东西,如果得不到器重,名称再响亮也没有一毛钱的用。”
郑雄用尽力气注意每一个字,生怕有所遗落。
“老省长”说:“历史上楚国的青铜重器很多,仅仅是已经发掘出来的就很了不得,让人叹为观止。可这些东西如果只存放在博物馆的展厅里,说得好听一点,像花瓶摆在那里装好看,其实一点作用不起,与废铜烂铁差不多。任何文物,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宝。你懂我的意思吗?”
郑雄鼓足勇气说:“请‘老省长’具体说明。”
“老省长”没有发现郑雄的紧张,继续汪洋恣肆地说:“譬如曾侯乙编钟就很好,都过去两千几百年了,还能发出音乐声,还能到世界各地去演奏,这就成了生产力,成了意识形态嘛。你们楚学院,过去我虽然支持过,但力度不够大。这一次,我想作些弥补。那天听说你恭维庄省长是当代楚庄王,我听着不好受,这分明是含沙射影嘛。仔细一想,又觉得问题不大。政治嘛,就是这样,为王为贼,都不是自己说了算。不过我倒是因此发现,当初我签字评价你是有争议的人才,倒是一点不错。”
郑雄哪会听不出,“老省长”话里有话,暗中讽刺他在溜须拍马。
“我不是楚庄王,你也不是屈原,但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做点研究楚史的事情。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将现在的青铜重器学会升格为正厅级,让曾本之退下来,由你来当会长,我这个退休干部只能挂名当个名誉会长。你放心,我明白你的心思,我不会空口说白话,只要你表态同意,要不了多久,一应正式文件都会有的。有句话是不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行还是不行,要看说他行和不行的那个人行和不行。如果你同意,过一阵我带你去见一个谁想说他不行都不行的人。”
郑雄已经在考虑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了。
郑雄说:“学会经费如何解决,是财政编制,还是另有来源?”
“老省长”说:“有财政编制,人头费、事业费,一样不少。你说说,每年想要多少研究经费?”
郑雄说:“三十万元!不算多,但是不能少。”
“老省长”说:“这点小钱能做什么,再加两个零。学会一成立,就会有一笔三千万经费到账。”
郑雄说:“‘老省长’将工作做到这个份上,我要是再推辞就太虚伪了!”
“老省长”说:“好,那就一言为定。不过,你也要尽快着手做一件事,正厅级的青铜重器学会没有给曾本之留位置。说起来,外面的舆论没什么。但你们家里,这事一定要摆平,不能让老先生公开发牢骚,更不能唱反调。”
郑雄一下子愣住了,研究青铜重器的权威与青铜重器学会无关,这太有悖常理。他马上明白,“老省长”突然出现在曾本之的七十小寿寿宴上,大概也是冲着青铜重器学会而去,说不定最初是想请曾本之出任会长,以曾本之的脾气百分之百地会拒绝,“老省长”没办法了,才退而求其次。
郑雄说:“反正是空名,能不能也让曾先生当名誉会长?”
“老省长”说:“这件事你就不要讨价还价了,绝对不行!”
接下来“老省长”又说,曾经想过将办公点设在楚学院,后来这个想法被否定了,还是在东湖宾馆里面租一栋别墅为好,可以减少闲杂人员的干扰。
好像还有别的什么人在隔壁等着“老省长”,他没有留郑雄吃晚餐,理由当然是知道郑雄晚餐必须回去陪家人。
临别时,“老省长”握着郑雄的手突然说:“曾侯乙尊盘被你们说成是国宝中的国宝,全世界真的只有独此一件?”
郑雄说:“按照曾先生的估计,也许荆州城外的楚国都城纪南城遗址中还埋着第二件或者第三件。但那地方不要说发掘,就是在上面挖坑栽树国家都严令禁止。”
“老省长”说:“那么复杂的编钟都能复制,为什么曾侯乙尊盘不能复制?”
郑雄说:“编钟是用范铸方法铸造的,曾侯乙尊盘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前一种工艺一直在使用,后一种工艺大部分已经失传。”
“老省长”说:“我怎么听说有人说中国的青铜时代没有‘失蜡法’!”
郑雄说:“文物考古这一行,干的都是死无对证的事,任何争议都是正常的。”
“老省长”最后这句话,让郑雄忽然感觉到莫大的压力。他平静地应对着,内心深处敏感地意识到,“老省长”最后这句话肯定不是随便问问的,一定有他更深一层的想法。
果然,“老省长”趁他在想别的,突然问:“曾侯乙尊盘为什么会冒紫烟?”
郑雄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我也不晓得,也是只听别人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老省长”说:“什么境界的人就能看到什么境界的东西。曾本之不会没有见过吧?”
郑雄说:“他自己不说,也不让我问,说这些邪门歪道、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值得费脑筋。”
“老省长”说:“有机会我要亲自问问他。”
郑雄说:“曾先生脾气古怪不大好说话。你还不如多去博物馆看看,说不定哪天自己有所发现,肯定比只听别人说的效果好。”
郑雄最后这句话得到了“老省长”的认同。告别兴高采烈的“老省长”,郑雄只顾往外走,忘了先前吩咐别人将手机送到服务台。眼看郑雄就要出大门了,余秘书才在身后提醒,问他是不是想再丢一次手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