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直播女孩汪汪到北京采访我，送我一束向日葵花，我很喜欢。结束之余，我说，凡·高画的《向日葵》很有名，可你知道吗？在我们北京东郊地区，人们是不这么叫的。汪汪两只大眼睛看着我，说叫什么呢？我说，叫“转日莲”，如果语速更快更简洁，就叫“转儿莲”。注意，在这里，“转儿”的“儿”是用于儿化音使用，不发出声音。汪汪听罢，琢磨了一下，试着说了两遍，虽然没有我说得流利，但足以使她对北京方言产生了兴趣。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北京京味儿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原因是有几位评论家都在说我近期的散文是新京味儿散文代表。我熟悉老舍、林海音、陈建功、肖复兴、王朔等几代作家的京腔京韵，但认真说起来，我的京味儿方言远没有他们掌握得充分、运用得恰到好处。我更注重的是对北京历史人物风情的人文情怀与思想观照。因此，我在新京味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京派，这样似乎更宽容些，也照顾到了那些北漂作家的情绪。
　　关于北漂文学，我专门写过评论文章，对北京本土作家和北漂作家做了原则界定。毫无疑问，本土作家就是在北京出生，接受儿童少年教育的这帮人。如果不在北京出生，只要在北京上过幼儿园、小学、中学，也算。说白了，你打小得接受过北京方言的熏陶。如果打小不会说北京话，也不了解北京的风俗习惯，那对不起，您还就真不算北京本土作家。林海音，也就是写《城南旧事》的台湾作家，她1923年5岁到北京，读的小学、中学、专科，1948年离开北京。她写的小说、散文带有浓郁的北京地域风情方言特色，因此可以归入北京本土作家。同样，出生于南京的王朔，他很小就来到北京，虽然在部队大院长大，后来也住过北京胡同，写作用的是地道的市井语言，自然也属正宗的北京本土作家。
　　我一直说，人类自创造了语言的那一天，文明就开始生长了。通过语言，人们可以认识万物，可以交流思想感情，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族群。如果说，语言是人类的DNA，那么构成各种语种语言的各地方言，则是DNA中的DNA。有关方言研究方面的书籍很多，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扬雄所著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距今2000多年。我最早看到的方言著作是《北京土话词典》《北京歇后语词典》两本书。这些年，随着农村城市化发展，很多乡村纷纷消失。为了保住乡村记忆、留住乡愁，很多地方都在修地方志。我所生长的北京东郊地区，也在大量修乡志、村志。这些史志，除了记录历史、人物、民俗、建筑外，也搜集整理一些方言俚语，读起来非常亲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负责编方志的同志曾跟我说，让我办个视频号，名字叫“读方志 看中国”。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很想试一把。
　　关于方言的搜集整理，是个系统工程，要有一定的时间、精力，更要具备历史、地理、自然、民风、民俗，甚至是音乐、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侯宝林的相声《戏曲与方言》。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其中的“学”多是会说地方方言。在文学写作中，很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使用方言，如莫言、贾平凹、刘震云等。大连女作家董晓葵和我认识快20年，记得她2013年就在供职的《海燕》杂志上开了专栏“大连方言”，每每读之都获益匪浅。了解一座城市、一个乡村，或许从地理、建筑、美食可以轻松进入，但如果去接触其方言，知道其方言的具体表述，那可就深入骨髓了。譬如，董晓葵在《海南丢子，此地巴子》一文中，就把大连方言中这两个带有重要人界分开的特征给讲得明明白白。所谓海南丢子，专指那些以齐鲁大地人群为主体的闯关东人群和他们的后裔。中国历史上的大移民层出不穷，或因为战争、灾荒，或因为国家战略需要，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每个人都有着撕心裂肺的记忆。刚看到海南丢子，我还以为是从海南省移民过来的，后来才知道大连隔海南面一百多公里就是烟台，大连人历史上就把海南边称作海南。海南搞清楚了，那么丢子呢？肯定是丢失的孩子，我还联想到弃子。在历史上，有许多弃子的故事。即使现代社会，也偶尔会看到有人将女婴或者生病的幼儿遗弃的事情发生。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电视连续剧《渴望》，女主人公刘慧芳的妹妹燕子在街上捡到弃婴小芳，被还是姑娘的姐姐刘慧芳收留，全剧就此展开了一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大连，甚至整个东三省，有着庞大的丢子人群，其中也包括来自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丢子，几乎占东北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大连人则把本地人称作“此地巴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坐地户”。在董晓葵看来，大连地区移民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在中国各地区之间是独具特色的。尽管故土难离，可移民也给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农业发展带来诸多好处，甚至改变人口、种族的现状。读董晓葵这篇文章，有三点给我带来启示或者思考：一是海南丢子和此地巴子在很长时间内是相对保持独立性的，如不愿意通婚，彼此的口音、饮食习惯很难统一，经过上百年才逐渐互相接受。二是在晚清时期，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为开发大连地区的海防建设，从山东、天津招来大批能工巧匠，使他们成为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这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带有选择性的，而且是素质较高的一次移民，对大连地区的人群总体素质提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是提到大连，很多人都会说大连足球牛叉，仿佛大连足球是另一个巴西桑巴足球。董晓葵分析说，这其中的道道来自两个原因：一是大连人接触足球早。1899年，一群外国人坐大轮船来到大连，他们带来很多的东西，其中就有“足球”。外国人喜欢在海滩踢足球，某一天他们来了兴趣邀请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一起踢。结果，一个叫小五子的“海南丢子”一脚把球踹到海里，远比老外60码大鞋底子踢得要远得多，这可把老外吓坏了。究其原因，“海南丢子”当初跨海北渡到大连，很多人是抱着枕木、舢板泅渡，想想看，一百多公里，不是人人都可以活下来的，生存下来的一定是身体最棒的。去年11月，在天津一个文学活动中，我见到素有“海碰子”之称的大连作家邓刚，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说得一口大连话，一本正经说如何到大海里捞海参。我问他七十几了，他说八十了。我说年轻时读您的小说《迷人的海》，那时您的照片老帅了。他听着哈哈地笑，说现在不能嘚瑟了，不过他可以浪摆的是八十岁还开着车往全国各地跑，广东、四川、西藏等地他都去过。邓刚从小在山里长大，离海边不远，我没问他的祖辈是不是“海南丢子”，瞅他那大块头、性格里的猛劲儿，应该八九不离十。
　　我这篇文章，原本想专门谈董晓葵笔下的大连方言，可一开头就思绪不断。我从她这本连语寻趣——《大连方言》里随便找几个方言，都可以写上一两千字。譬如“歹饭”。这个方言在大连具有普遍性，过去在湘西，甚至在北京也有人说过。与之相关的还有“歹酒”“歹菜”等等。北京人说话受满语、蒙语影响较大，有很多跟东北方言相似的地方。就说这“歹饭”，北京人热情好客，如果遇到饭点儿都要留客人吃饭，常爱说的一句话是——“别走，在家吃饭吧，好歹吃一口，不能饿着出门。”也有不用“歹”字表达的，如形容一个人饿极了，就说：“饿疯了，逮着什么吃什么。连死猫都吃。”除了吃饭，大连人还有许多方言，如强调对某一事物或人的爱憎，常爱用“血待人恨”“血不要脸”“血便宜”，而在北京则不用“血”，而用“忒”。大连方言也好，北京、上海方言也罢，大都有其土的特性。然而，在土的方言背后，也有许多方言颇为庄重、讲究。如你在西安旅游，向当地人打听到大雁塔怎么走，西安人往往会说，“到前边右拐，端直走”。“端直走”，这三个字让人想到正步走。据说，这样的词在秦朝就出现了。那是当时的官话、普通话。同样，在大连，人们形容一个人社会交往能力强，有办法、有主张，便说那个人很有“章程”。
　　说起来大连人用大词官话，董晓葵在书中还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在她供职的《海燕》创刊60周年活动中，她无意间看到1960年第1期刊登的短篇小说《罗克逊先生输了》，作者的身份是造船厂工人。小说写一艘英国轮船在大连港触礁受损，傲慢的英国人罗克逊提出20天之内必须修好，我方考虑到船上装满海鲜，向罗克逊先生保证只要8天时间。在抢修期间，罗克逊经常上船冷嘲热讽、威胁恫吓，我方工人与他的对话句句大义凛然，没有一句方言俗语，外交辞令色彩很是强烈。这让董晓葵很是不解。后来，她在翻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报刊文学时，发现在很多乡土文学作品里，作家都大量使用地区方言，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同时也客观保护推广了方言。其实，以今天人们的眼光看，也不难理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写作为什么不使用方言，因为当时全国正在广泛地开展扫盲运动，推广普通话。
　　涉及方言的话题实在想说的太多。读董晓葵的《大连方言》，其意义不在于多了解几句大连方言的前世今生，而更多的在于思考: 在诸多领域都在倡导创新创意的今天，我们有多少物种、非遗技艺、老乡村街巷正在大量消失。在消失的诸多物象里，有多少是自然的，有多少是人为的。我们不必抱着物象永恒的僵硬思想，可我们总希望那些老物件、老建筑能更多地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一段时间。方言也是如此。常有人到了大城市，害怕说方言，怕被别人看不起，我觉得大可不必。毛主席一辈子说湖南话，1949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句庄严宣告，世界上有哪个人听不明白！诚然，在社会交往中，会说普通话，会说外语，也是现代社会之需要。如若还能加些方言，是不是更能体现我们的汉语魅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