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世进

陕北民歌剧《白衣红梅》剧照

    陕北民歌剧《黄河船夫》

    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剧照

    陕北民歌剧《白衣红梅》剧照

《大漠红柳》剧照


　　10月14日晚，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在商洛闭幕，文华大奖揭晓，名单里有康世进编剧的陕北民歌剧《白衣红梅》。
　　这个奖，他不是头一回拿。可这一回的戏，离他自己最近。
　　戏写的是“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路生梅。1968年，这个24岁的北京姑娘来到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当医生，一待就是50多年，头发都白了，人还在佳县。
　　北京来的女医生满口京腔，可乡亲们一张嘴，全是佳县话。
　　康世进也是一口佳县话。
　　20多年前，陕西省文化厅选派10名编剧去上海戏剧学院进修，临行前在厅里开会。会快开了，他才到。作家芦芙荭后来回忆，老康人还没进门，声音已经在屋里绕了几圈。芦芙荭问他：“你是陕北人？”他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旁边一位熟人接过话茬开玩笑：“驴叫马叫，谁还听不出来？”他不服气：“可我说的是普通话呀！”
　　他说的确实是普通话——标准的陕北佳县南区普通话。一屋子人都笑了。
　　他的腿慢。13岁那年夏天，一场高烧，落下小儿麻痹后遗症，从此走路一瘸一拐。他的嘴快，笔也快。歌词写了300多首，剧本攒下50多万字，从乡村学校的土台子写到陕西省艺术节的“文华大奖”，又写到全国的曹禺剧本奖、田汉戏剧奖，成了一级编剧。他自己有句话：“我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也和你们没落下多少距离。”
　　“我为什么不能当老师？”
　　康世进是佳县康家港人。村子大，一条沟前后十里，他家住在一条岔沟的尽头，一孔土窑，一盏煤油灯。
　　1973 年，他上了高中。那两年，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饿。上午高粱黑馍就稀菜汤，下午一碗高粱碴碴稀饭。周末拖着腿走20多里山路回家，想吃两顿饱饭，再从家里搜刮点炒面、糠窝窝、煮洋芋带回学校。
　　高中毕业，高考还没有恢复，他回了村。修田打坝他干不了，大队派给他一个活：拾粪。一只破筐，一把粪铲，他摇摇晃晃走在人畜走过的土路上，成了村里独一份的“拾粪工”。
　　拾了些日子，他不拾了。他走进大队部，一屁股坐到桌子上，把憋了多日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我腿有残疾，挑不了重担，怎么就叫我去拾粪？能下地学大寨的倒去当了老师，我高中毕业，有文化，我为什么不能当老师？”
　　碰巧驻村包队的县委书记在场，听完，当场定了：让他教书。
　　民办教师，每月220个工分，4块钱。他穿一身干净的中山装，上衣口袋别一支钢笔，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白天备课、讲课、改作业，课余登板报、写标语、刻油印。学校是宣传阵地，他拉板胡、打鼓板、编小戏、排节目，快板、三句半、表演唱一样一样往台上推，但自己从不登台。乡亲们巴掌拍得最响的那些晚上，台上没有他。
　　1983年秋天，他考上了榆林师范学校。开学一个多月了，他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来——体检不合格。有人替他说了句公道话：“瘸子既然能当民教，怎么就没有当公办教师的权利？”他这才进了校门。
 　 “熟了不摘，就掉地上了”
　　1985年，他从榆林师范学校毕业，分到榆林地区文工团。团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吹拉弹唱、刀枪剑戟，各领风骚。有人嘀咕：艺术团进个残疾人，有伤大雅。他被安排去管图书。
　　管图书，他给自己定了3条：团结人，熟悉舞台，写剧本。图书室近水楼台，他先把书读了个遍。1987年，陕西省首届艺术节，他作词的歌曲《摘南瓜》得了作词三等奖。1991年，他调到艺术创研中心当专职编剧。说是“中心”，其实只有3个人，是当地最小的事业单位。3个人守一个单位，他守的是一张桌子、一盏灯。
　　几年后，由他编剧的《大漠情》被省戏曲研究院搬上舞台，又在全国梆子戏的新剧目交流演出中拿了编剧奖。他成了全省青年编剧里的尖子，被送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在上海，他和芦芙荭同住专家楼一间宿舍。芦芙荭说，老康不说话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睡着了，一是埋头写剧本。老康有一套理论：创作就跟树上结的果子一样，熟了不赶快摘，就掉地上了。同学们跟他开玩笑：“悠着点，别把我们都拽得累死。”
　　他说要趁这个机会，让黄土文化和海派文化在他脑子里恋爱、结婚，再在笔底下开花结果，生出个“秦沪一郎”来。
　　那一年他四十岁，常得意地说：“四十男人一枝花，要趁着花开写几个好本子，不然老了，寿终正寝了，连个当枕头的东西都没有。”
　　“泪蛋蛋淌，袄襟襟擦”
　　康世进的戏，“土”。
　　《陕北歌谣》里，十八岁的英英嫁给一个不谙人事的小女婿。洞房夜里，小女婿尿湿了她的花衣裳，三更天惊梦醒来，一头钻进她怀里，一声一声叫“亲娘”。英英唱：“这一叫，白活了十八年。”
　　《大漠红柳》里，一个治沙的女人要离开亲手栽过树的沙窝窝，一开口就是“泪蛋蛋淌，袄襟襟擦”。
　　泪蛋蛋、袄襟襟、沙梁梁、毛眼眼、小手手——外地人听着土，陕北人一听，心就软了。叠字是陕北人说话的习惯，也是陕北人疼人的样子：一样东西，叠着叫一遍，就像往怀里搂了一下。
　　这份“土”，是打小攒下的。他父亲是吹鼓手，“老五班”里的一杆铜唢呐。他小时候跟着吹手班子走村串户，迎亲、送丧，哪家有红白事，哪家就有他们。曲牌、板眼、锣镲的节奏，他先听熟了，后来才认得谱。唢呐后来在他的戏里几乎从不缺席：《陕北婆姨》里的狗蛋爸出门打工，背上还背着一杆唢呐；《陕北歌谣》里有个一辈子与唢呐相依为命的老吹手。
　　他写的是老百姓的话，演的是老百姓的事，话土，事不土。他还有一桩心事：榆林缺一个自己的剧种。榆林十二个县区，秦腔、晋剧各占半壁江山，真正属于本地的剧种一直没成气候。他是最早把陕北民歌植进秦腔、晋剧的编剧之一，后来干脆写民歌剧，《陕北歌谣》《五哥放羊》《王贵与李香香》《黄河船夫》；写二人台戏《魂铸二人台》；写道情戏《乾坤湾》。秧歌、祈雨、腰鼓、说书、唢呐，被他一样一样请上舞台。
　　“快下来把我扶上楼！”
　　2005年，他被破格提拔，当了榆林市民间艺术团团长。20年前，有人嫌文工团进个残疾人不雅，如今让一个腿脚不便的人去领导一团俊男俏女，想不通的人更多了。
　　但他一干就是13年。
　　有一年冬天，他那条好腿犯了痛风。办公室在二楼，十几级台阶。有几回走到楼梯口，两条腿实在不听使唤了，他掏出电话就吼：“我来啦！快下来把老子扶上楼！”楼上一阵骚动，有人故意接了一嗓子：“狼来啦！快去打！”一群年轻人呼啦啦涌下来，嘻嘻哈哈把他架上了楼。
　　一百多号能歌善舞的人，跟他处得像兄弟姐妹。他领导这支队伍，靠的不是腿，是一张嘴、一支笔、一肚子主意、一副好心肠。
　　兄弟归兄弟，排起戏来，他一声喊到底，丝毫不留情面，往往让人下不来台。团里不少女演员，都在他手底下哭过鼻子。
　　他凶，是因为戏早在他脑子里活了。本子是他写的，每一场的画面他都看得见，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表情最能把人物立起来，他心里清清楚楚。演员差一分，他就喊一声。
　　他当团长那些年，团里的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三下西安、四进北京，进了国家大剧院，还捧回了中国艺术节的“文华大奖特别奖”。团里的事压在身上，他的本子也没停。2014年的陕西省艺术节上，有三台大戏出自他一个人之手，《大漠红柳》《陕北歌谣》《蒙汉游击队》同台亮相，这在榆林还是头一回。
　　《白衣红梅》
　　2018年，他到了退休年龄。职务退了，笔没退。
　　退休这几年，他的戏一部接一部。2000年，第九届省艺术节上，他的《岁月韶华》誉满省内外。2023年的第十届省艺术节，他一口气拿出三部大戏，其中《黄河船夫》《乾坤湾》都拿了“文华大奖”。
　　陕北道情现代戏《乾坤湾》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村里最有文化的高中毕业生天生，要破旧立新，跟全村顶着干。剧里的天生犹如那个坐在大队部桌子上的拾粪工。这个本子后来又获得了田汉戏剧奖。
　　《白衣红梅》写的，是他少年时的佳县。
　　北京姑娘路生梅初到佳县的那些年，那里缺医少药，一场高烧就可能毁掉一个娃娃的一辈子。而路生梅到佳县后没几年，佳县康家港13岁的康世进烧了几天，落下了终身残疾。
　　所以康世进写路生梅时，心里大约另有一番滋味。那个缺医少药的佳县，他是拿一条腿记住的。
　　戏里的佳县，就是他记得的佳县：产妇躺在土袋上生娃，老人说“黄土能渗血”。他写黄土，也写黄土上的愚昧和苦。北京来的女医生走山路，一步一个跟头，乡亲们连夜给她纳了一双“稳跟鞋”。山路有多难走，一双稳跟鞋有多金贵，一个拖着病腿在黄土路上走了大半辈子的人，最清楚。
　　一个北京姑娘，把一辈子给了佳县，而康世进把她写进了戏里。
　　今年7月16日，《白衣红梅》在榆林首演，剧场里坐得满满当当，散场时，不少人红着眼圈。
　　40岁时，他怕老了没东西可枕。如今，17个剧本50多万字，编成了上下两卷，书名《岁月如歌》。
　　这本书，翻开来，是沟，是峁，是窑洞和黄河；是“泪蛋蛋”和“袄襟襟”；是吹鼓手、放羊汉、船夫和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些黄土坡上的人和事，从前只在山里唱、在炕头上说，现在康世进像捧起一把黄土，把它们全揉进了戏里。
　　《白衣红梅》里有一句信天游，前前后后唱了好几回：谁揽的事情谁扛起。
　　路生梅揽下的，是为佳县乡亲治病的责任，一守就是50多年。康世进揽下的，是这一方水土的戏，一瘸一拐，扛了40多年，还在扛。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