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9月21日
和陈忠实相处的日子
和陈忠实第一次见面，是1977年。
陈忠实早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不了解。只是听他讲过，他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后来又在农村担任基层干部。
20世纪80年代，改革首先从中国农村突破。
那时他在郊县的毛西公社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印象中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由于身居第一线，他对农村改革开放后的巨大转变远比那些远距离地“隔”着看的人体会得更深，观察得更细，把握得更准。从1978年中央初步为农民“松绑”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全面实现责任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突破“左”的束缚，实现伟大转折的一段极为敏感也非常难得的历史转变时期。陈忠实敏锐地捕捉住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方方面面的变化，创作出多部短篇小说。这一阶段的作品，集中汇聚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乡村》中。这部1982年出版的小说集，基本上全是写那段变革时期乡村生活和乡村变化的。比如《南北寨》《徐家园三老汉》《猪的喜剧》《土地诗篇》《小河边》等等。当时农村突出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怎样突破极“左”的束缚，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另一个就是由于此前历次运动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如今一旦予以平反，那些冤假错案的执行者与被平反的人之间该怎么相处的问题。
应当说，陈忠实熟悉这些发生在乡间的生活，也能十分敏锐地捕捉到它们。这一阶段他发表的大量作品中，有两篇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1979年的《信任》和1981年的《第一刀》。在《信任》中，他直面此前农村长期大搞阶级斗争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对立，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和解的愿望。由于这篇小说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呼声和需要，因此获得了1979年的全国优秀小说奖。而《第一刀》则是中国最早的正面肯定实行责任制的小说之一。由于它敏感地捕捉了农村中的现实问题，又恰到好处地触及和诠释了农村中的现实矛盾，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第一刀》这部小说中有段很经典的对白：
“这个大锅饭再不能吃下去了，爸。”豹子说，“干活时，你瞅我，我瞅你，单怕自己多出一点力；吃饭时，你瞅我，我瞅你，单怕自己少吃了一勺子！就是社员说的，灵人把笨人教灵了，懒汉把勤人教懒了！二十多年了，为啥大家都看见这样的管理制度混不下去，可又不能改变一下？ ”
非常凑巧的是，30年后的2011年，我由于写作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采访了许多农民。在洛川采访陕北苹果种植第一人李新安的家人时，李新安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常说过去大锅饭时的一句话是：“精的灵的不得过，瓷怂腰里别着锞。 ”
而陕北农民几乎家喻户晓的一句话则是：“农业社，烂摊摊，精精捉憨憨。 ”
不仅语言的内容，而且语言的节奏和形象性，都完全和陈忠实作品中所写到的完全一致。由此也可见他对生活和对农民语言熟悉的程度。
与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关的事很多，试举一例。
2002年，我在铜川结识了印台区红土镇镇长杨红刚，并因此和杨红刚的父亲杨彦芳结识。杨彦芳曾长期在基层公社担任书记，对农村问题不仅有深刻的了解，而且有深入的思考。农村实行责任制时，他正在基层一线，也正在身体力行地带头实践。当时大多数干部们都不敢放开手脚给农民松绑，担心再来运动时被扣上“帽子”，杨彦芳心里很着急。恰好这时陈忠实的《第一刀》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也第一时间被杨彦芳看到了，他非常高兴，为了用生动的方式来教育身边一些思想还不通的人，杨彦芳专门让人把陈忠实的小说打印出来，作为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范文分发给身边的干部们去阅读学习。
小说是一门艺术，艺术同样是有力量的。
知道这件事后，有一回我特意陪杨彦芳、杨红刚和其他几位朋友与陈忠实在一起吃饭。吃饭中，一位知情的作家朋友很自然地讲到了这件事情。他告诉陈忠实，杨彦芳已经是80岁的老人，但事隔几十年，他仍然清楚地记得小说《第一刀》中的故事情节，记得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姓名和发生地点。杨彦芳当时就接上了话，他从《第一刀》的故事说起来，又从故事说到人物，说得一清二楚，令我们大感惊讶。那天陈忠实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后，突然认真地端着酒杯站起来，说：“哎呀还有这事！红刚，今天别的不为，就为你爸对这篇小说的看重，我要敬你爸一杯！ ”
值得一说的是，2016年陈忠实去世，我和叶广芩、商子雍、商子秦、丁晨、陈若星，以及远在汉中的王蓬和远在安康的张虹等作家通电话，商量着集体去省作协以及陈忠实家吊唁，由于人比较多，交通工具稍显紧张，于是我给杨红刚打电话，问他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开车接送一下作家们。
他回答没问题。
后来我见到杨红刚，说话间问起他父亲的情况，红刚说：好着哩！又说：我这一回来西安，没让他知道。
我问为什么，红刚说：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也要来。
我有些感动：杨彦芳已经80多岁了，却如此重情重义。
我告诉红刚，我完全同意他的做法，尽管他父亲身体很好，但是跑这么远的路程从铜川赶来，确实让人不放心。
5月4日，我们集体去吊唁了陈忠实。第二天一大早又赶往西安殡仪馆去参加追悼会。散会已是中午，我们临时凑在西影路上的“川渝人家”吃饭。正吃着饭，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杨彦芳打来的。
杨彦芳问：是不是莫伸？
我说：杨叔叔是我。
他声音有些喑哑：莫伸我看报纸了，我知道陈忠实已经去世了。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却并不需要我回答，说：我没法去西安。我看陕报上陈忠实的画像好得很，我把陕报上陈忠实的画像挂在墙上，我在屋子里吊唁。
我只觉得心里一震，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暖。
杨彦芳说：莫伸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说过，陈忠实的《第一刀》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到现在，小说里面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的姓名和发生地点，我都记得。
我还是一声不响，是说不出来。
杨彦芳说：陈忠实比我小，他早早走了，我心里难受得很。我自己写了一副对联。我写的是：白鹿原上哭声重，可怜人间无忠实。
声音猛然哽咽，稍停了一会儿，他说：行了莫伸，我不说了——
挂断了电话。
那天中午吃完饭，我和老朋友们分了手。回到家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不由得就咀嚼起这件事。公正地说，《第一刀》远不是陈忠实最好的作品，1981年，中国文学已经波澜涌动，高潮迭起。在那个时候，《第一刀》丝毫不突出，更谈不上耀眼，但是为什么却给坚守在农业第一线的杨彦芳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呢？人们常说一位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必须重视生活；必须深入人民，必须尊重人民。陈忠实后来的作品之所以越写越厚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是坐在屋子里把玩文字和技巧，不是琢磨文学又出现了什么新时尚新流派，而是老老实实地回到乡下，将自己沉浸在生活的激流中和历史的烟火里反复体验。
陈忠实早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不了解。只是听他讲过，他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后来又在农村担任基层干部。
20世纪80年代，改革首先从中国农村突破。
那时他在郊县的毛西公社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印象中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由于身居第一线，他对农村改革开放后的巨大转变远比那些远距离地“隔”着看的人体会得更深，观察得更细，把握得更准。从1978年中央初步为农民“松绑”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全面实现责任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突破“左”的束缚，实现伟大转折的一段极为敏感也非常难得的历史转变时期。陈忠实敏锐地捕捉住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方方面面的变化，创作出多部短篇小说。这一阶段的作品，集中汇聚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乡村》中。这部1982年出版的小说集，基本上全是写那段变革时期乡村生活和乡村变化的。比如《南北寨》《徐家园三老汉》《猪的喜剧》《土地诗篇》《小河边》等等。当时农村突出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怎样突破极“左”的束缚，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另一个就是由于此前历次运动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如今一旦予以平反，那些冤假错案的执行者与被平反的人之间该怎么相处的问题。
应当说，陈忠实熟悉这些发生在乡间的生活，也能十分敏锐地捕捉到它们。这一阶段他发表的大量作品中，有两篇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1979年的《信任》和1981年的《第一刀》。在《信任》中，他直面此前农村长期大搞阶级斗争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对立，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和解的愿望。由于这篇小说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呼声和需要，因此获得了1979年的全国优秀小说奖。而《第一刀》则是中国最早的正面肯定实行责任制的小说之一。由于它敏感地捕捉了农村中的现实问题，又恰到好处地触及和诠释了农村中的现实矛盾，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第一刀》这部小说中有段很经典的对白：
“这个大锅饭再不能吃下去了，爸。”豹子说，“干活时，你瞅我，我瞅你，单怕自己多出一点力；吃饭时，你瞅我，我瞅你，单怕自己少吃了一勺子！就是社员说的，灵人把笨人教灵了，懒汉把勤人教懒了！二十多年了，为啥大家都看见这样的管理制度混不下去，可又不能改变一下？ ”
非常凑巧的是，30年后的2011年，我由于写作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采访了许多农民。在洛川采访陕北苹果种植第一人李新安的家人时，李新安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常说过去大锅饭时的一句话是：“精的灵的不得过，瓷怂腰里别着锞。 ”
而陕北农民几乎家喻户晓的一句话则是：“农业社，烂摊摊，精精捉憨憨。 ”
不仅语言的内容，而且语言的节奏和形象性，都完全和陈忠实作品中所写到的完全一致。由此也可见他对生活和对农民语言熟悉的程度。
与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关的事很多，试举一例。
2002年，我在铜川结识了印台区红土镇镇长杨红刚，并因此和杨红刚的父亲杨彦芳结识。杨彦芳曾长期在基层公社担任书记，对农村问题不仅有深刻的了解，而且有深入的思考。农村实行责任制时，他正在基层一线，也正在身体力行地带头实践。当时大多数干部们都不敢放开手脚给农民松绑，担心再来运动时被扣上“帽子”，杨彦芳心里很着急。恰好这时陈忠实的《第一刀》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也第一时间被杨彦芳看到了，他非常高兴，为了用生动的方式来教育身边一些思想还不通的人，杨彦芳专门让人把陈忠实的小说打印出来，作为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范文分发给身边的干部们去阅读学习。
小说是一门艺术，艺术同样是有力量的。
知道这件事后，有一回我特意陪杨彦芳、杨红刚和其他几位朋友与陈忠实在一起吃饭。吃饭中，一位知情的作家朋友很自然地讲到了这件事情。他告诉陈忠实，杨彦芳已经是80岁的老人，但事隔几十年，他仍然清楚地记得小说《第一刀》中的故事情节，记得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姓名和发生地点。杨彦芳当时就接上了话，他从《第一刀》的故事说起来，又从故事说到人物，说得一清二楚，令我们大感惊讶。那天陈忠实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后，突然认真地端着酒杯站起来，说：“哎呀还有这事！红刚，今天别的不为，就为你爸对这篇小说的看重，我要敬你爸一杯！ ”
值得一说的是，2016年陈忠实去世，我和叶广芩、商子雍、商子秦、丁晨、陈若星，以及远在汉中的王蓬和远在安康的张虹等作家通电话，商量着集体去省作协以及陈忠实家吊唁，由于人比较多，交通工具稍显紧张，于是我给杨红刚打电话，问他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开车接送一下作家们。
他回答没问题。
后来我见到杨红刚，说话间问起他父亲的情况，红刚说：好着哩！又说：我这一回来西安，没让他知道。
我问为什么，红刚说：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也要来。
我有些感动：杨彦芳已经80多岁了，却如此重情重义。
我告诉红刚，我完全同意他的做法，尽管他父亲身体很好，但是跑这么远的路程从铜川赶来，确实让人不放心。
5月4日，我们集体去吊唁了陈忠实。第二天一大早又赶往西安殡仪馆去参加追悼会。散会已是中午，我们临时凑在西影路上的“川渝人家”吃饭。正吃着饭，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杨彦芳打来的。
杨彦芳问：是不是莫伸？
我说：杨叔叔是我。
他声音有些喑哑：莫伸我看报纸了，我知道陈忠实已经去世了。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却并不需要我回答，说：我没法去西安。我看陕报上陈忠实的画像好得很，我把陕报上陈忠实的画像挂在墙上，我在屋子里吊唁。
我只觉得心里一震，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暖。
杨彦芳说：莫伸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说过，陈忠实的《第一刀》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到现在，小说里面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的姓名和发生地点，我都记得。
我还是一声不响，是说不出来。
杨彦芳说：陈忠实比我小，他早早走了，我心里难受得很。我自己写了一副对联。我写的是：白鹿原上哭声重，可怜人间无忠实。
声音猛然哽咽，稍停了一会儿，他说：行了莫伸，我不说了——
挂断了电话。
那天中午吃完饭，我和老朋友们分了手。回到家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不由得就咀嚼起这件事。公正地说，《第一刀》远不是陈忠实最好的作品，1981年，中国文学已经波澜涌动，高潮迭起。在那个时候，《第一刀》丝毫不突出，更谈不上耀眼，但是为什么却给坚守在农业第一线的杨彦芳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呢？人们常说一位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必须重视生活；必须深入人民，必须尊重人民。陈忠实后来的作品之所以越写越厚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是坐在屋子里把玩文字和技巧，不是琢磨文学又出现了什么新时尚新流派，而是老老实实地回到乡下，将自己沉浸在生活的激流中和历史的烟火里反复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