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创数字公司副总经理步强（左）和数字教育部王旭（右）在讨论工作    米浩、王靖洋/摄

    目前，任志轩负责集团服务器的运维工作 米浩、王靖洋/摄

    财务部工作人员赵格琛，已经成长为一名工作上的“多面手” 米浩、王靖洋/摄

融创数字公司设计的部分文创产品

融创数字公司设计的部分文创产品

融创数字公司设计的部分文创产品

　　在陕西融创数字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有一个数字常被提起：33。
　　这不是某个项目的关键节点，而是这家成立仅3年多的国有数字文化企业员工的平均年龄。
　　当“年轻化”成为许多企业刻意追逐的标签时，这里的33岁更像一片自然生长的土壤。没有论资排辈的藩篱，没有“适合年轻人的岗位”的刻板定义，有的只是一群被推上舞台中央的“主角”和一句被反复验证的信念：“大胆去想、去干、去创新，公司会全力支持你们”。
　　在这里，“年轻”不仅是生理年龄的刻度，更是一种蓬勃生长状态：有人从文字材料的“幕后”走向数字教育平台的“台前”，有人在技术岗与直播中台的切换中打破“只会写代码”的自我设限，有人从财务表格的数字里延伸出党务、工会、项目管理的多维能力。
　　三个看似迥异的故事，串联起同一种青春叙事——当组织以开放的姿态托举年轻人，当个体在“被需要”中突破舒适圈，便会生长出超越年龄的力量。
　　“原来我不只是会写材料”
　　本科软件工程、研究生文化产业管理，这样的专业背景本该与数字行业天然契合，但初入职场的王旭，却将自己框定得很窄：“当时只会写材料，技术短板明显，连和人沟通都紧张。”进入融创数字公司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和撰写文字材料，定位清晰却也局限，她认为自己“可能就只会这个”。
　　转折发生在公司的一次转岗。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推进数字化转型，数字教育业务成为集团发展的重点板块之一。作为下属公司的融创数字公司，承担起了数字教育业务项目的落地实施。王旭被调至数字教育部，负责一个“心跳加速”的项目：搭建覆盖小学到高中的数字化教育平台。这个承载着教师备课、学生学情反馈、家校协同功能的平台，需要她对接厂商明确技术需求，走访学校收集师生痛点，协调实体书店，平衡市场逻辑……每一项都超出她原有的能力半径。
　　“最崩溃的是一次出差途中，”她回忆，多方任务突然叠加，两个紧急材料需在两天内完成，“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了。”但真正让她成长的不是熬夜赶材料的辛苦，而是跨部门协作的温度：“同事们二话不说接下支援，有人帮忙梳理逻辑，有人协调厂商补充数据，最终不仅按时交付，还优化了部分功能设计。”更让她意外的是公司的支持体系：“只要项目需要调研学习，资源立刻到位，这种信任比任何鼓励都珍贵。”
　　如今，尚未完全落地的平台已显露出雏形：教师端智能匹配教材生成教案，学生端口串联起作业提交、自动批改与学情分析，家长端实时接收学习反馈。而王旭的变化更明显：“以前觉得自己只会写材料，现在发现沟通协调、需求洞察、资源整合的能力都被激活了。”她笑称，这是“跳出盒子后看到的新大陆”，原来自己的能力远比想象中更全面。
　  “我必须接住那句话”
　　工科生任志轩的第一份工作清单上，从未出现过“直播中台”“研学领队”这样的关键词。作为2023年入职的技术岗新人，他的职业起点却是综合业务部的轮岗，负责直播中台。
　　“那时候公司业务量没那么大，安排轮岗锻炼。我的第一站是图书直播现场。”他的工作是直播中台，具体内容就是在主播休息间隙无缝衔接话术，确保直播节奏不断档。
　　这对习惯了敲代码的工科生来说，无异于一场“社交地震”。“我们工科生很多人都最怕开口。”他记得第一次独立接话时，自己硬着头皮接话的场景：“手心全是汗，对着提词器逐字念，生怕说错一个词影响直播效果。”任志轩笑着描述这段经历。为了不掉链子，每次直播他都会提前和主播反复演练配合节奏，争取把每一句衔接词都背得滚瓜烂熟。到后来，他不仅熟悉流程，开始脱稿衔接，甚至能根据主播风格灵活调整话术。
　　“作为第一份工作、第一项工作任务，我最大的收获是打破了一种固定思维：我只能干我会干的。很多工作和机会都是突然来的，我必须及时做出调整来应对。”
　　如果说直播轮岗教会他“开口”，那么2024年夏天被抽调担任“新时代青年延安行”研学导师，则让任志轩读懂了“沟通”的深度。作为部门唯一代表，他带着六七十名大学生穿梭于革命旧址，既要与景点负责人协调行程，又要回应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以前我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作为一名工科生，我觉得和电脑打交道更简单，现在才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连接更有意义。”研学结束后，母亲惊喜地发现：“儿子说话有条理了，连眼神都更亮了。”
　　现在的任志轩仍坚守技术岗，负责集团服务器运维，但心态早已不同：“技术迭代太快，AI工具层出不穷，同事们发现新方法就会立刻分享讨论。这种开放的学习氛围让我明白，解决问题的能力比掌握单一技能更重要。”工作之余，他还在攻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学研究生，“多学一点，未来就能多扛一点”。
　  “最重要的是，我不再给自己设限了”
　　2023年4月，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的赵格琛作为融创数字公司的首批员工入职时，公司正处在初创期的“忙碌模式”：人少事多，行政、工会、人事、党建、团建等工作需“一人多岗”。“刚来公司的时候，除了本职财务工作以外，其他工作我都不是很熟悉。”赵格琛说，“但公司体制属于创新型，思想开放，领导也愿意用年轻员工，给年轻人舞台和锻炼机会。”就这样，边干边学，她和主任杨珍妮两个人撑起了整个行政部的工作。“从成立之初，融创数字公司便一直提倡‘大业务小行政’，领导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先把业务发展起来，再慢慢吸收人才’。”在融创数字公司的舞台上，赵格琛说自己得到了很多成长和锻炼的机会。
　　真正的考验来自 2025年的经济责任审计。作为联络员，她需汇总所有部门问题并统一上报。“第一次接触经济责任审计，压力大到失眠。怕漏掉关键信息，怕沟通不到位影响进度。”但正是这次“极限挑战”，让她学会了如何在复杂需求中抓住重点：“每天列清单、对进度，及时反馈，慢慢就从‘怯场’变成了‘敢扛’。”
　　“最开始入职单位，要跟其他老师打交道，要跟各部门负责人、跟领导沟通，害怕工作流程不到位，不敢跟他们接触。”她说，“但这几年下来，我至少敢开口了，工作效率也高了。”
　　3年沉淀，赵格琛的角色早已多元：财务工作精准细致，党务与工会事务有声有色，还能抽空跟进项目。“公司给年轻人舞台，不是口头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只要你愿意学，就有人教你；你敢尝试，就有人兜底。”如今的她，依然保持着“财务人”的严谨，却多了几分“多面手”的灵活：“这几年下来，我再也不会把怯场放到最前面，而是把完成工作放在前面，工作效率提高了，沟通顺畅了，最重要的是，我不再给自己设限了。”

　　记者手记：
　　年轻力，是数字时代最珍贵的组织生命力
　　采访结束那天，望着融创数字公司办公室里伏案工作的一个个年轻身影，忽然读懂了“33 岁”这个数字背后的深意——它不是简单的平均年龄统计，而是一家国有数字文化企业在起步阶段的选择：当资金、技术、人才都不占绝对优势时，与其依赖经验堆砌，不如把机会交给更具创新冲动与学习能力的年轻人；与其用层级束缚创造力，不如构建“试错—支持—成长”的良性循环。
　　在这里，“敢想敢干敢创新”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领导对员工说的“你去试试，有我兜底”；“学中干、干中学”，也不是培训课程的概念，而是直播中台上的即兴应变、跨部门协作中的资源整合、审计现场的临场攻坚。年轻人被推进的不是“危险区”，而是“成长区”。当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边界，便会自然生长出组织最需要的创新力与执行力。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年轻力”的本质绝非年龄的单一维度，而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它允许试错，所以激发勇气；它尊重个性，所以释放潜能；它相信“被需要”的价值，所以催生责任。正如任志轩所说：“在融创数字公司，斗志不是被要求的，是被感染的——你看到周围人都在奔跑，自己也会忍不住加速。”
　　在数字化转型的赛道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从来不是某项尖端技术，而是一群敢于突破、乐于成长的年轻人。他们的故事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却藏着最真实的组织生命力：当个体与平台相互成就，青春便不再是某个年龄段的专属，而成为一种持续生长的状态。这或许就是融创数字公司最动人的底色——33岁的平均年龄，却是无数种可能的起点。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成艳妮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融创数字公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