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膝盖突然长了一个包，我看就不治了，花钱是个黑洞，你们都还有自己的日子。”
　　挂掉电话，琢磨父亲的这句话，心底便慢慢地渗出一种疼痛。他的内心是矛盾的、尴尬的，想治疗而自己没有钱，也不能明确让哪个儿女花钱，且又舍不得让儿女们给他花钱。当然，父亲的话对我也是一种试探。
　　在汉江边上那个生存条件落后的山沟里，他与母亲依靠种地养大了四个儿女。他们都像鸟儿一样先后飞出了山沟，他如今没有积蓄，也失去了劳动挣钱的能力，面对自己的困难，却不敢向孩子大胆提出要求。他说自己生病了，以为是很重的病，到了不说不行的地步。他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才打来电话的，可我明显感受到他的话语里缺少了底气。
　　为了方便尽孝，我曾多次提出接他们进城一起居住，他们都因“住不习惯，还给你们添麻烦”等理由而婉拒。也与他们多次说过，平常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闲聊，若是身体不舒服了需要看病，就更应该直接告诉我们。而他们的观点始终是一致的：不打电话说明家里平安无事，遇到头疼脑热一般的小事用不着打电话，将就几天就过去了；你们成天都在奔日子，忙得不消停，大人给你们帮不了什么忙，无事打电话还添乱。他们也不愿意在电话里说那些轻嘴淡舌的话，觉得没有啥意思。以至于，他们给我妻子留下了一个刻板印象——对儿女子孙似乎一直冷冰冰的，一旦打电话来就是有事。我懂父母，农民要的是实在，不喜欢花言巧语，而我却在妻子儿女面前笨嘴拙舌，解释不清父母的深情。
　　听说父亲生病了，兄弟和妹妹都及时回去看望。小弟第一时间给买了止痛膏贴，并让吃了消炎药，肿痛逐渐消失。细问才找到原由，他之前到柴胡地里拔草，活路赶得紧，一连干了好几天，开始是弯腰拔草，累了也舍不得歇息，随后便蹲下身子拔草，然后是单膝跪地拔草，膝盖杵在地上，时间久了导致的肿痛。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都嘟囔他，不让干非要干，一天干那点活儿的价值，连儿子的一包烟钱都换不来。父母不愿意享清福有他们的道理，儿女们都有自己的日子，各自的负担都重，他们干一点儿就有一点儿，给后人也能省一点儿，再则人老了，每天还得有点事干，不能坐吃等死呀！好像只有在土地上耕耘，他们才能获得快乐、获得希望。我理解，并一直支持父母继续种地，认为土地不仅是他们的命根子，而且是他们唯一可以作为的战场，是展现自己的舞台，离不开、割不断。
　　父母在儿女都成家了后，好像越来越能干。多年来，在母亲的操持下，无论天晴下雨，他们几乎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过去力气好的时候，把所有的土地都种得到边到沿的，种了承包地、自留地，还要开垦“五边地”，坚信“土能生金”。随着体力慢慢减弱，他们才不断舍弃了边远的土地而退耕还林，逐渐缩小种粮面积，并改种了林果药材和油菜。我经常告诉他们，种了一辈子地，养大了四个儿女，盖了自己的房子，已足够了不起，如今，把自己的身体搞好，管好自己的生活，就是给儿女子孙们帮了大忙，不仅不添乱，而且还是很大的贡献。
　　眼看父母的年龄一天天逼近八旬，我们兄弟频繁劝说，侍弄点菜园子，把每日三餐调剂好，每天有点事干就可以了。可他们依然如故，说是土地不能闲着，不管种啥还得种点，娃们回去给他们买这买那，走的时候不能空着手，哪怕是从老家带一把葱一把菜，离开家了也有个念想。
　　最近几年，母亲到县城帮小儿子带孩子后，父亲便一个人留守在老家，本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即可，可是在母亲遥控指挥乃至抽空回家督促下，父亲还是一日都不得闲，心里依然想的是“不给儿女添加负担”。我只好随他们去，想干啥就干啥，想咋干就咋干。
　　那天，我到安康城里办完私事，决定顺便回老家看望一下父亲，尽管我知道他的小病已痊愈，回去见个面，说说话也挺好。那天下午，父亲坚持要炒几个小菜，因为很快就要离开，我便阻止了。他拿出家里珍藏的最好的酒，就着两盘开袋即食的菜，招待随我回家一起看望他的亲友。聊天中，父亲带着惭愧的心情对我说，一辈子也没有攒下几个钱，也没有啥家当给你们分的。然后，他似安慰自己，又似自嘲：“我的料（棺材）是现成的。活着就吃好喝好，能干一天是一天，哪天死了，谁还能当红苕蒸着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