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乾县和扶风的交界处，一个谷底的位置，有一座小村庄，从它的东边上坡就是扶风地界，从它的西边上坡就是乾县地界。
　　四十二年前，父亲将母亲和我从县城医院接回了家，这个以后我生长的地方。在我奶奶的眼里，我这个孙女长得白白胖胖的，与产后伤了元气蜡黄干瘦的母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奶奶抱着我猛亲了几口，说我像个玉琢的娃娃，黑黑的眼睛会说话，她也批评我不知道心疼我母亲，在娘胎里汲取母亲所有的养分，让我以后要有良心，记得好好孝顺我母亲。
　　爷爷给我五个姑姑找婆家的条件是“一碗饭”的距离。怎么说呢？判断标准就是从婆家端一碗热饭回娘家来，在饭碗不扣盖的情况下，进娘家门时饭还是热乎的。那时候，我们这群孩子们被留在爷爷身边看护着，每次出门时总会是浩浩荡荡一队人。周末，我们会看到姑父们推着自行车，从坡上的小路下来，他们一手提着装着一个大瓷盆羊肉泡的布袋子，另一只手扶着自行车的把手。我们这群等待着的孩子们，每个人手捧着一个小碗，排着队等候着，待分到馍后，再边掰边悄悄地将半生的馍塞到嘴里“吧唧”着。掰好的馍是需要被检查的。爷爷说地道的老陕一定要会吃羊肉泡。他要求掰成功的馍要小到黄豆粒那么大，所以我们总是不过关。好不容易过关后，才可以排队去他跟前分肉片。我母亲负责将兑水后回锅的羊肉汤烧开，再一碗一碗地给我们这群孩子们冒着馍。浇完汤汁的碗会很烫手，哥哥们需要衬上湿抹布，才刚好能端到提前准备好的小凳子上，而我们几个小孩子，也总会为争抢一把更稳的小凳子而“战斗”。总之，我们的每顿饭好像都在鸡飞狗跳里完成的。
　　那时候，我的大伯还在咸阳市任职。若他捎话说，过几天要回家来，那天一大早，我们一家人就会早早起来等待着。孩子们会跑去坡头的路上翘首眺望着，当远远地看到路上有一辆奔驰的小车向村子里开来，我们会撒着丫子跑下坡来，嘴里喊着“回来了，回来了”，我爷爷站在大门口，眼里总是满满的喜悦。孩子们也很高兴啊，因为伯伯会带回来很多美味的东西，也会给我带回漂亮的衣服。我吃着糖果坐在伯伯的身旁，告状说三姑要把我嫁给双喜家去换一头牛。伯伯听到后“扑哧”笑出声来，假装严肃地告诉我，他会建议爷爷把我嫁得再远一些，他指着路边的那户人家，说还是去那家换甘蔗比较划算。我又哭着跑开了——大人们真是太“坏”了。伯伯站在我身后，当时肯定笑得直不起腰来。就因为他们这些玩笑话，村边的好多条路，当时在脑海里也变得不美了。
　　几年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县城里。故乡的小路每年都会有巨大的变化，从以前的窄路，变成现在宽阔的路；从以前的土路，到现在的柏油路；道两边的梧桐树也换成了几排紫薇树，道路一侧隔很多米的荫凉处摆上了几个垃圾桶。
　　后来，我也有了孩子。每年带着他回故乡过年时，我总想把记忆里的故事说给他听。我告诉儿子，就在小路的这个位置，我端着一碗玉米粒，站在这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望向拉着一口大锅的甑糕车，卖甑糕的叔叔会接过我的碗，熟练地将玉米粒倒在秤盘上，提起秤后，再移动秤砣，待平秤后，将玉米粒倒入车上的麻袋中，再掀开盖在甑糕锅上的厚棉盖，黏黏糯糯的甑糕就会露出来……我的脚踩在装甑糕的车子的轱辘上，努力地伸长脖子，控制着不让哈喇子流出来，再软软甜甜地说：“请给我多一点甑糕，能不能再多加一些锅边上的红枣。”
　　多年后，我们才会明白，这条故乡的小路，永远留在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