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7月06日
塞上秋行 ——癸卯年中秋榆林访古手札
2023年，岁在癸卯，中秋时节。我打延安动身，沿无定河直向北去，奔往榆林。
从参加工作，到后来进入延安日报社做编辑记者，近50年鞍马劳顿，名山大川与尘世巷闾见过的固然不少，但若论刻骨铭心的故土情缘，还数陕北大地上每一寸山脊与沟壑。
此番成行，看似闲云野鹤般地随心所至，实则是中年之后（我的内心，一直拒绝这个“老”字）的内心召唤。北方的秋天来得极快，快到像是有人一下子揭开坛盖，将一坛子的凉意倾倒而下。我一个人带着行囊，开上我自己的爱车，从延安出发，向着榆林一路行进。窗外先是沟壑纵横的黄土丘陵，继而是渐渐平坦开阔的塞上原野，那些在我的《杏雨村随笔》中曾用文字丈量过的故土山岭，都以一种沉默而浩瀚的姿态在向我告别、向我迎接。
车到榆林，已是暮色四合。我落脚在榆林古城的南门口，沿着榆阳东路向西漫步，但见街道宽阔、市井繁华。然而这份繁华若比起白日里的喧嚣来，更像是一幅褪了色的宋人院体画——恬淡从容、不失体面，可骨子里却沉淀着一种来自边关的凛然之气。这气息无形无影，却让人觉得这座城市从没有真正被烟火日常消磨掉什么，它始终清醒地站在土地的北端，背负着历史全部的重量。
翌日清晨，我便起身前往镇北台。
镇北台位于榆林城北4公里处的红山之巅，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次年竣工。这座4层叠起、总高30余米的砖石建筑，与山海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三大奇观”，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美誉。
站在台上，我不由得想起明朝“隆庆议和”之后那段“蒙汉一家”的和平岁月。据《明史》记载，隆庆五年（1571），明朝与蒙古鞑靼部达成和议，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在长城沿线开放11处互市场所——榷场。400多年过去了，当年繁荣的集市早已被黄沙掩埋，就连城墙上的砖缝里都长满了芦苇和野草，可那股子“化干戈为玉帛”的大明气魄，却依然能穿透时空的烟幕，震撼着我的肺腑。
我在这高台之上踱步徘徊，秋风从北面刮来，带着毛乌素沙地特有的干涩气息，吹得衣裾猎猎作响。
从镇北台下来，不过三里之遥，便是红石峡。
红石峡位于榆溪河畔，两岸红岩壁立，因岩质呈红色而得名。峡谷东西崖壁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自明成化年间以来180多幅摩崖石刻，题诗、纪功、纪游、喻景、抒怀，诸体书法并存，真草隶篆俱全，被誉为“塞上碑林”。我穿行其间，只见篆体的“横云”如蟠龙游动于石壁之上，楷书的“磐石千秋”苍劲挺拔，草体的“威震九边”笔走龙蛇，令人肃然起敬，行书的“ 雄镇三秦”端庄大气，尽显荡气回肠… …
次日上午，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靖边县境内的统万城。
统万城位于靖边县城北58公里处的无定河畔，是东晋时期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城遗址，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基本完好的匈奴都城遗址。始建于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征发秦岭以北十余万各族民众，历时6年建成。
统万城距榆林市区160公里，一路穿沙而行，沿途尽是毛乌素的黄沙和零星的沙柳。出租车司机是个从神木来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说起话来声如洪钟。他告诉我：“张老师，您别看这地方荒凉，夏天气温能到40来度，太阳晒得人头晕，可这座城就在这儿杵了1600年，风吹不动，雨打不垮，你说它怪不怪？ ”
到了统万城，我在遗址区里走了一遍。据说赫连勃勃当年筑城时极其严苛，要求工匠用蒸土筑墙，再用铁锥检验——锥入一寸，即杀工匠，并将其尸身砌入城墙之中。这样的律令固然血腥残暴，倒也确实筑就了这座“坚可砺斧”的千年不坏之城。
出统万城，站在无定河边眺望，我对面就是大漠。无定河两岸，秋草枯黄，风沙弥漫，让人不由得想起唐人陈陶的名句：“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
在榆林的第三天，我拜谒了神木石峁遗址。
石峁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其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的石构城址互相嵌套，宏大的石砌城垣、精美的玉器壁画，无不彰显着4300年前先民的非凡智慧。
从石峁回到榆林市区，我特意绕道去了榆溪楼内的宋夏历史文化博物馆。
我在这里读到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写下的许多奏章与边事记录，也读到李元昊在横山筑城设防的种种举措。
在榆林的最后一日，我特意留出了一整个上午，前去寻访西夏罗兀城遗址。
该城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被宋军占据后改称同武城，城垣呈三角弧状，残高约数米，夯土层清晰可辨。
我费力地爬上山坡，在残墙断垣间逐一察看。我想象着当年西夏铁鹞子军在这里列阵南下的景象，又想象着北宋禁军翻越横山向这座孤城发起冲锋时的惨烈场面。
我在这残城上坐了一个多时辰。秋风起于无定河畔，裹挟着沙粒，打在脸上微微生疼。我在想，千年前的宋朝士兵站在这里是什么感受？西夏人又是什么感受？如今剩下这一座座沉默的遗址，和一些刻在残碑上的斑驳文字，倔强地在风沙中向每一个前来叩问的人述说着当年的血火与悲欢。
黄昏时分，我回到了榆林古城。老街两旁的店铺里飘出羊杂碎和红枣的香味，摊贩的叫卖声夹杂着陕北说书的胡琴声，一派安闲的市井景象。我推开一家小面馆的门，要了一碗热腾腾的羊肉饸饹，就着一盘腌韭花慢慢吃着。榆林不只是一块英雄好汉的土地，它更是一部写在沙土与石壁上的历史。这些遗址都是同一片土地上不同时代的人们，用自己渺小但闪光的生命建造出来的。
从小馆出来，已是华灯初上。
我顺着榆溪河畔的步道往南走，河水很静，月光洒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银鳞。远方镇北台的身影巍然不动，红石峡的摩崖石刻在暮色中隐去了棱角，统万城的白色城墙在夜雾里幻化成一串模糊的思念，石峁的巨硕城垣与罗兀城的残破土垄，连同宋夏百年烽烟的记忆，全部沉入了时间幽深的暗处。
榆林的故事，说到底还是陕北的故事，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故事。
我独自走在回宾馆的路上，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淡。我合上手机，将这场塞上秋行的记忆收进心底，存放在那些我迟早会用文字重新书写的页码之间。
从参加工作，到后来进入延安日报社做编辑记者，近50年鞍马劳顿，名山大川与尘世巷闾见过的固然不少，但若论刻骨铭心的故土情缘，还数陕北大地上每一寸山脊与沟壑。
此番成行，看似闲云野鹤般地随心所至，实则是中年之后（我的内心，一直拒绝这个“老”字）的内心召唤。北方的秋天来得极快，快到像是有人一下子揭开坛盖，将一坛子的凉意倾倒而下。我一个人带着行囊，开上我自己的爱车，从延安出发，向着榆林一路行进。窗外先是沟壑纵横的黄土丘陵，继而是渐渐平坦开阔的塞上原野，那些在我的《杏雨村随笔》中曾用文字丈量过的故土山岭，都以一种沉默而浩瀚的姿态在向我告别、向我迎接。
车到榆林，已是暮色四合。我落脚在榆林古城的南门口，沿着榆阳东路向西漫步，但见街道宽阔、市井繁华。然而这份繁华若比起白日里的喧嚣来，更像是一幅褪了色的宋人院体画——恬淡从容、不失体面，可骨子里却沉淀着一种来自边关的凛然之气。这气息无形无影，却让人觉得这座城市从没有真正被烟火日常消磨掉什么，它始终清醒地站在土地的北端，背负着历史全部的重量。
翌日清晨，我便起身前往镇北台。
镇北台位于榆林城北4公里处的红山之巅，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次年竣工。这座4层叠起、总高30余米的砖石建筑，与山海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三大奇观”，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美誉。
站在台上，我不由得想起明朝“隆庆议和”之后那段“蒙汉一家”的和平岁月。据《明史》记载，隆庆五年（1571），明朝与蒙古鞑靼部达成和议，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在长城沿线开放11处互市场所——榷场。400多年过去了，当年繁荣的集市早已被黄沙掩埋，就连城墙上的砖缝里都长满了芦苇和野草，可那股子“化干戈为玉帛”的大明气魄，却依然能穿透时空的烟幕，震撼着我的肺腑。
我在这高台之上踱步徘徊，秋风从北面刮来，带着毛乌素沙地特有的干涩气息，吹得衣裾猎猎作响。
从镇北台下来，不过三里之遥，便是红石峡。
红石峡位于榆溪河畔，两岸红岩壁立，因岩质呈红色而得名。峡谷东西崖壁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自明成化年间以来180多幅摩崖石刻，题诗、纪功、纪游、喻景、抒怀，诸体书法并存，真草隶篆俱全，被誉为“塞上碑林”。我穿行其间，只见篆体的“横云”如蟠龙游动于石壁之上，楷书的“磐石千秋”苍劲挺拔，草体的“威震九边”笔走龙蛇，令人肃然起敬，行书的“ 雄镇三秦”端庄大气，尽显荡气回肠… …
次日上午，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靖边县境内的统万城。
统万城位于靖边县城北58公里处的无定河畔，是东晋时期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城遗址，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基本完好的匈奴都城遗址。始建于公元413年，赫连勃勃征发秦岭以北十余万各族民众，历时6年建成。
统万城距榆林市区160公里，一路穿沙而行，沿途尽是毛乌素的黄沙和零星的沙柳。出租车司机是个从神木来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说起话来声如洪钟。他告诉我：“张老师，您别看这地方荒凉，夏天气温能到40来度，太阳晒得人头晕，可这座城就在这儿杵了1600年，风吹不动，雨打不垮，你说它怪不怪？ ”
到了统万城，我在遗址区里走了一遍。据说赫连勃勃当年筑城时极其严苛，要求工匠用蒸土筑墙，再用铁锥检验——锥入一寸，即杀工匠，并将其尸身砌入城墙之中。这样的律令固然血腥残暴，倒也确实筑就了这座“坚可砺斧”的千年不坏之城。
出统万城，站在无定河边眺望，我对面就是大漠。无定河两岸，秋草枯黄，风沙弥漫，让人不由得想起唐人陈陶的名句：“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
在榆林的第三天，我拜谒了神木石峁遗址。
石峁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其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的石构城址互相嵌套，宏大的石砌城垣、精美的玉器壁画，无不彰显着4300年前先民的非凡智慧。
从石峁回到榆林市区，我特意绕道去了榆溪楼内的宋夏历史文化博物馆。
我在这里读到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写下的许多奏章与边事记录，也读到李元昊在横山筑城设防的种种举措。
在榆林的最后一日，我特意留出了一整个上午，前去寻访西夏罗兀城遗址。
该城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被宋军占据后改称同武城，城垣呈三角弧状，残高约数米，夯土层清晰可辨。
我费力地爬上山坡，在残墙断垣间逐一察看。我想象着当年西夏铁鹞子军在这里列阵南下的景象，又想象着北宋禁军翻越横山向这座孤城发起冲锋时的惨烈场面。
我在这残城上坐了一个多时辰。秋风起于无定河畔，裹挟着沙粒，打在脸上微微生疼。我在想，千年前的宋朝士兵站在这里是什么感受？西夏人又是什么感受？如今剩下这一座座沉默的遗址，和一些刻在残碑上的斑驳文字，倔强地在风沙中向每一个前来叩问的人述说着当年的血火与悲欢。
黄昏时分，我回到了榆林古城。老街两旁的店铺里飘出羊杂碎和红枣的香味，摊贩的叫卖声夹杂着陕北说书的胡琴声，一派安闲的市井景象。我推开一家小面馆的门，要了一碗热腾腾的羊肉饸饹，就着一盘腌韭花慢慢吃着。榆林不只是一块英雄好汉的土地，它更是一部写在沙土与石壁上的历史。这些遗址都是同一片土地上不同时代的人们，用自己渺小但闪光的生命建造出来的。
从小馆出来，已是华灯初上。
我顺着榆溪河畔的步道往南走，河水很静，月光洒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银鳞。远方镇北台的身影巍然不动，红石峡的摩崖石刻在暮色中隐去了棱角，统万城的白色城墙在夜雾里幻化成一串模糊的思念，石峁的巨硕城垣与罗兀城的残破土垄，连同宋夏百年烽烟的记忆，全部沉入了时间幽深的暗处。
榆林的故事，说到底还是陕北的故事，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故事。
我独自走在回宾馆的路上，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淡。我合上手机，将这场塞上秋行的记忆收进心底，存放在那些我迟早会用文字重新书写的页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