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指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前面的作品的回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全部经验。”罗伟章的长篇小说《红砖楼》，正是对这种持续的复杂精神的审美表达。从表面看，这部小说是在勾勒东轩市文学场域在某个特定时段里的存在现状，力求表现出一个有良知、有正直情怀的文学青年对这种文学场域的主动逃离，展现了一个良心未泯的人对现实人生的坚定追求探寻；从深层维度加以审视，它却有着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复杂的审美意蕴：既然一个市级文学场的存在状况如此不堪，那么其他社会领域又将如何？由是可见，作家在这部小说里所深刻彰显出的，不仅仅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蕴示。
　　冉强无疑是这部小说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形象。大学毕业后的冉强，主动申请到一所山村小学任教，在那期间，他创作了一部带有浓郁自传体意味的长篇小说《春来早》。因为这部小说在《东轩晚报》获得连载，在整个东轩地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时之间成为人们各种闲聊时的热门话题；连载结束不到两个月，赓即又出版了小说的单行本，这在那个文学繁盛的年代，就意味着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冉强在东轩文学界的地位，他也因此从一名普通的山村教师，变身为市文化局的专业作家。然而，随后崛起的孙云桥、李回家，和与之齐名的作家施广元，在文学成就方面大大超越了冉强，或者说这三人的文学声望，已不仅仅限于东轩范围之内，即便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或知名度。但这并非由他们三人自诩的，而是有着铁一般的事实为证。那年七月，北京和省城的几位专家来到东轩，召开东轩作家群研讨会，研讨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三个人。在研讨会上，对于冉强的名号只字未提，仿佛这个人根本就不入专家们的法眼。这引发了冉强的非常不满，指斥这个专家组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并宣称自己不属于东轩作家群。正是这个被冉强视为草台班子的专家组，直接将孙云桥等人捧上了东轩文坛大哥大的地位，三人不仅收到了众多读者一封封热情洋溢的赞美信，而且引发了不少文学青年趋之若鹜地前来拜见。这一幅幅情景的上演，使冉强更加恼怒。面对这样一种不利境遇或现实存在，冉强的内心颇为不甘，时时刻刻在寻找突围的方法。
　　冉强突围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借势”，即借助各级领导的权力威势，来为自己在文坛上赢得更大的声名和更多的利益而铺平道路。从小说的一系列描写中不难看出，冉强真是费尽了心思，他不仅全心全意地认真接待各位上级领导的春节慰问，而且还与媒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每年春节期间，市里的领导都有一个看望文艺界人士的固定节目，每到这样的时候，冉强就提前几天指挥老婆和保姆，把家里布置得相当妥帖：窗帘一律换成新的，其颜色也极为考究，特别是不能带有条纹，否则镜头上会出现“魔性条纹”；客厅里书柜林立，冉强不仅把各种书籍插得密不透风又错落有致，而且将自己的著作放在显要的位置，以有利于记者们的拍摄；座位也提前设计好，领导坐哪里，自己坐哪里，记者从什么角度架摄影机，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在这些布置妥当后，冉强就提前恭恭敬敬地站在家门外等候各位领导的光临。二是竭力宣扬他的“站队理论”。无论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上，还是在私下的交流中，冉强都反反复复地强调他的所谓“站队理论”。在冉强的思想认知里，即便是在一个小小的文坛，也存在着三支队伍，即红队、黑队、灰队，他认为人活一世就是在选择站队，如果站错了队，这个人的一生就毁了，而且用身边的实际例证予以明示。三是使用各种阳谋与阴招构陷对手。冉强夫妻联手同孙云桥在楼上楼下不堪入耳地开口大骂，冉强与“我”之间发生的那场激烈争吵或冲突，冉强对费远勤在文章里称他的小说深得米兰·昆德拉的精髓，表达出的严重不满，都可以看作是施展的阳谋。当然，冉强采取的更多手段是阴招。冉强说，孙云桥的脖子就是戴绿帽子累歪的，指责孙云桥本人不仅在外面胡搞女人，还教唆其妻在外面与其他男人勾搭，认为老光棍沈聪为锦玉画的那幅裸体油画，便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冉强私下授意儿子冉从天编造一本画册似的“古今中外百大文豪”小册子，或在《东轩都市报》何总编那里诬陷“我”的人品有问题，或者是对别人批评进行的嘲弄等，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冉强特别擅长于使用各种阴招来构陷对手，以抬高自己的文学声望、树立文坛权威。
　　从艺术角度看，这部小说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对隐喻艺术的成功运用。在这部小说里，无论是从标题的寓意到故事的讲述，还是对于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作家都用了大量不尽相同的隐喻手法。譬如，“我”做了一个死去又从深邃黑暗中苏醒的梦，在川西北无缘无故地翻车和受伤，最终主动选择离开东轩；申响、江小珊、沈聪等在九台大山中过着自由自在的乡村生活，一条个头不大的银环蛇无声无息地蜷缩在冉强书房小床的枕头里，在万年广场上高高竖起的冉强的铜像等。这些叙事与描写，或是隐喻文化人的权力和地位，或是影射某些人一以贯之的强势做派和为人的假模假样，或者是象征普通人生活与人生中的苦恼，或者是暗示文坛上的诸种不正之风和病象。隐喻不过是一种艺术手法或表达方式，其重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富有的隐晦之喻，而在于构成对人的情感、内心、思想、灵魂存在的深层隐指。
　　作为当代著名小说家之一的罗伟章，他先前的小说创作多是以关注中国乡土社会的存在与现状为主，《百年饥饿》《不必惊讶》《声音史》《隐秘史》等莫不如此。自《镜城》《红砖楼》等以来，他的小说艺术开始进入当代文化意义的城市，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这不仅仅是作家由乡村到城市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的自觉体现，还是一种视野开阔、题材多元、表达丰富、意蕴厚重的深入。愿作家在这条路上，走得稳实而健劲，收获更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