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李白长安行》演出时，阿莹登台与演员们交流     作者供图


　　2025年2月，是阿莹告别这个世界的日子。这日子像一根刺，总在扎着我。正好西安朋友寄来《阿莹作品集》，平复了我的些许心绪，也增添了我对阿莹的怀念。
　　一年了，阿莹这个名字还保留在我的微信通讯录里。我总以为手机里还会跳出这两个字，电话那头还会传来那个爽朗的声音：“兄弟，我来北京了，咱吃个饭。”可这电话，再也不会响了。音容笑貌犹然在，人间华章成追忆。
　　我们的相识始于西安。与朋友三人饭间叙谈，聊他的创作。那天说得最多的，竟是我的老家榆林。那是他创作出的一部音乐剧，以一句俗语《米脂婆姨绥德汉》命名，以充满韵味的信天游为主调，让黄土味大雅起来，在陕北影响很大，也获得了国家文华大奖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及曹禺戏剧文学奖。当时只觉得他说起陕北的山水人物，比我这榆林人还动情。那次结识，像埋下了一颗种子，开启了我们十多年的交往。
　　他每次来北京，总会打电话。没有官场的客套，没有寒暄的废话，直奔主题：“在不在？出来坐坐。”饭桌上，他谈的永远是创作——又有了什么新想法，又卡在哪个关口，又发现了什么史料。他的世界单纯得很，只有文学、艺术，以及那些还没写出来的故事。
　　第一次在北京见面，他带来一本小说，《秦岭深处》。写军工的，是他待了小半辈子的地方的生活。他在秦川机械厂从普通工人做起，一干二十多年，那里藏着青春，也藏着共和国国防的隐秘往事。后来，他把小说改成话剧。说实话，一听这题材——深山里的军工厂，一群人造导弹——我心里犯过嘀咕：能好看吗？可坐在剧场里，我服了。那些沉默的、犟脾气的、把命都搭进去的军工人，一个个从舞台深处走来，带着烟火气，带着英雄气。剧本获得了田汉戏剧奖一等奖。
　　真正让我意外的，是他对书画的关注。
　　他说，管文化那几年，有了地利之便，常泡在档案馆里。长安画派的故纸堆，他一页页翻过去，竟翻出了感情，翻出了思考。他写何海霞，写刘文西，写崔振宽。有一回通电话，说正在深圳采访王子武。我惊讶：你怎么还这么下功夫？他笑：这样才能有第一手材料。后来他把这些文章结集成《长安笔墨》，我才明白，他不是跨界，是在三秦大地上深挖。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钻进了传统戏。他创作的秦腔剧本《李白长安行》，在易俗社排演，西安城里动静不小。他发来剧本，说“提提意见”，当然是客气。我也真就斗胆说了几句。他说，改，一直在改。后来发来演出照片，舞台背景上悬着大幅书法，是李白的《将进酒》。他来电话说：“想把原来的背景字换掉，你写一幅吧。”我大胆写了，他也大胆用了。
　　阿莹说：“你的字在舞台上挂着呢，你该来看看。”我当真飞了一趟西安。晚上看完戏，他拉我上台，让我讲几句。对着一众演员，我没法拒绝他的真诚。我说了三个“ 没想到” —— 没想到这题材能演绎得这样曲折动人，没想到演员演得这样精彩，没想到秦腔竟能让我这个外行看得泪水潜溢。这是我的真心话。他在一旁听着，笑得满足。舞台的灯光打过去，他站在那里，身板挺直，英气逼人。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他不像个官员，不像个作家，倒像个虔诚的守灯人，守着传统戏曲那盏忽明忽暗的灯。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西安。我要请他吃饭，他说他来安排。约到地方，聊的是新方向——他接任了黄陵基金会会长，想从书画角度，把两岸的资源调动起来，为黄帝文化做点事儿。那天他说了很多，眼里又有光了，像当年聊陕北的歌剧。可惜，许多事还没来得及落实，竟成了永别。
　　后来常通电话。他说想把文字整理整理，出套作品集，要我题写书名。我说西安乃至全国书法大家那么多，我一个无名小卒。他说：“没关系，就你写，我喜欢。”我写了，手机拍了照片给他看，还没定稿，说见面再商量。只是，再也见不着了。
　　阿莹先生官衔高才气也高，却没有一点架子。跟他在一起，永远在聊创作，聊艺术，聊他最近又挖到了什么好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太勤奋了。以他的条件，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生活，可他不，他把自己压迫得像个“码农”，一个字一个字地堆叠，成文，成章，成作品。每一页纸上，都渗着心血。1977年开始写作，到如今，歌剧、话剧、秦腔、散文、小说、画论，一路写过来，一路拿奖。2021年，那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长安》，改了十五六稿，他说，“ 完成了心底的一个夙愿”。写的是军工人，也是他自己——一生都在沉默中用力的人。
　　以今天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水平，71岁，委实太短了。苏轼《次韵答子由》云：“ 好语似穿珠。”先生一生，便是那穿珠的人。如今珠子还在，穿珠的人，却走了。
　　但生命的缺憾，只能用艺术来补偿。他留下的那些文字、那些戏，那些舞台上的光，会替他一直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