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谚有云：“惊蛰一声雷，耕牛遍地走。”过了二十四节气的惊蛰，传统年俗便也大致落了幕。天气渐渐转暖，万物开始复苏，农村人再也没有清闲日子，而是拉开了一整年劳作的序幕。
　　一年春耕，多从种豌豆开始。除去如今农村种植的反季节作物，旧时陕北种地，农活最先就是从种豌豆开启的。每个村庄大多总有三两个懂天象、会看天气的老农人，据说他们正月初一就能预判出一整年的收成光景。有经验的农人种豌豆，不怎么计较土地肥瘠，最看重对天气的判断。都说豌豆不挑土地，瘦坡地也能结出饱满籽实，只要墒情合适，播下种子后再赶上合时的雨水，就能保下一个好收成。
　　儿时记忆里最深刻的滋味便是饥饿。那时候物质虽说不像父辈经历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匮乏，但也仅仅能做到不缺糜谷洋芋，勉强管饱罢了。小孩子一旦生出馋念，那胃口大得简直是“细腰蛇吞大象”。农家的吃食大多来自土地，无非是原生种植、土生土长的作物，最多再做些简单加工。摸清了这个规律，人们自然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土地上，琢磨着从地里找出些满足口腹的法子。
　　村里人多地少，分到每户的耕地本就不多。父母把手里仅有的土地精打细算，想尽办法把地力用到极致。故乡除了少量梯田，大多是沟壑地形，以坡地为主，地块都不平整。春天里农人根本没有歇脚的空，种完豆类作物，紧接着就要安排谷物的种植。
　　为了避免夏季雨水充沛时，坡地汇集的雨水冲刷土壤，尤其是坡洼地，需要挖水沟把洪水引到坡底。我那时候总缠着母亲，要她专门给我种些花生之类的作物，等秋天收了就能解馋。正经的种庄稼的地块都排得满满当当，父母当然不可能拿出大片平整的好地种这些作物。刚好水沟堆起的垄地肥料集中、水分充足，便成了套种黄豆的好去处。
　　有时候，母亲也会顺着自留地的边边角角，依着空地大小种上几株向日葵。母亲总说，这些空地闲着也是闲着，套种几株，既利用了土地，秋天还能给孩子们添点零嘴。每到冬天上学，我的裤兜里总揣着炒熟的黄豆和瓜子，走路都蹦蹦跳跳的，幸福感一下子就满了上来，这些都是土地无私赐给我们的恩泽。
　　20 世纪 80年代初期，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那个缺粮少吃的年代，农民一下子拥有了土地的自主支配权，心里自然喜出望外。为了更快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充分发挥当地的土地优势，不少村庄连荒坡荒地也像责任田一样分到了各家各户。
　　只有在土地上辛勤耕作，靠着土地孕育出的养分，才能收获劳作的回报。村里本就地少人多，政策放开后，村里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掀起了开荒的热潮。各家按着自己家里劳力的多少，把荒山里只要能开垦利用的土地全都开辟了出来。
　　随着年龄增长，哥哥成家分家单过，姐姐也嫁去了外村，家里只剩下父母和我。我帮不上什么力气活，父母自然就成了开荒的主力。为了过上踏实富足的日子，一家人没日没夜在荒坡上刨挖，想方设法多开荒地、扩种面积。
　　开荒靠的是体力，凭的是韧劲，正所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新开出来的耕地地块都很小，有的甚至只有炕席那么大，耕牛进不去犁地，只能靠人工耕种。运粪肥全靠人力背驮，从坡头到坡底，下坡路好走，三蹦两跳还算轻松，往回背收好的庄稼时，坡度接近八十度，整个人几乎贴着坡，差不多是“四脚”着地，脸都快贴到土地上，连抓带爬俯下身子，像对土地顶礼膜拜一般。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新开垦出来的荒地，一般不种其他作物，大多用来种荞麦。进入六月，雨季来临，正好可以深翻土地，完全能赤着脚亲近泥土。荞麦这种作物好种易活，生长期也短，只要把种子拌上炉灰、磷肥，再混进少许农家肥，就能长得枝繁叶茂。
　　土地从来都是无私的，你对她有几分付出，她便会回馈你几分收获。陕北种地靠天吃饭，可不管年景好坏，老天总会给子民们留一口吃食。人勤地不懒，地内出黄金。只要农民赶在合适的节令播下种子，哪怕夏天遭遇干旱少雨，到了秋天多多少少也能有些收成。
　　收获的荞麦，无疑给农人的餐桌添上了一样必不可少的食材。食物是记忆的开关，一旦触发，回忆便汹涌而来，哪怕时隔多年重新拾起，依旧温暖动人，值得铭记。人们往往等不及把荞麦完全晾干，就忙着用石磨去皮磨粉，再按老法子做成各式各样的面食：荞面圪坨、荞面饸饹、荞面搅团……吃得人大汗淋漓才肯罢休。这些传统吃法流传了千百年，是任何地方都复制不了的。
　　哪怕现在很多人把荞麦做成剁荞面，再配上风干羊肉，也没法替代我记忆里的味道。这些舌尖上的美食演变到今天，依旧带着鲜明的地域属性。这一切，都源自土地最质朴的馈赠，才让我们如今的生活变得这般丰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