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吟 宋光/摄

陈长吟书房 受访者供图

朝山庐 受访者供图

　　春分刚过，西安城的柳树已经绿成一片。在城墙根下的一条小巷里，《文化艺术报》的记者找到了作家陈长吟的书房——墉城堂。
　　推开门，满眼都是东西。书架上塞得满满当当，除了书外还摆着大大小小的相机和观音像，墙角蹲着一只凤翔泥塑羊，桌上散着一堆珠子和绳子。见我们进来，陈长吟热情地当起了“导游”，领着我们参观他的书房，讲解着每一件物件的故事。
　　这间书房不大，但每一寸空间都好像住着一个人，珍藏着一段记忆、一个念想。
　　墙上挂着一幅字，是贾平凹写的，“远源长河来，云鹤吟九天”。“长吟”二字嵌在里面，寓意深远。当年贾平凹写完这幅字告诉他，要走得远，源头必须深；要飞得高，声音才能传到九天上。
　　陈长吟说，这句话他记了30多年。
　　三个地方，三样人生
　　陈长吟有三个书房。
　　第一个在安康，取名“向江阁”。书房在汉江南岸一栋楼的十七层，站在窗前，汉江就在脚下铺开。“在那里读书、写字、品茶的时候，站在窗前就能看见汉江，心里也就安稳了。”陈长吟说，“向江”两个字有一种志向——面朝江水，心向远方。
　　在安康，他创作了《山梦水梦》《山韵水韵》《山亲水亲》三部曲——都跟山水有关。他用笔描绘着陕南小城的浪漫、闲适与洒脱。小城生活节奏缓慢，清晨街头巷尾忙碌而有序，傍晚人们漫步于石板路或江边栈道，享受着宁静的街道和古朴建筑带来的惬意。
　　20世纪90年代，陈长吟离开安康，来到西安任《美文》杂志副主编及西安市作协副主席，而后又相继担任陕西省散文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安康乡下的老屋太旧，他又无时间去翻修，便转让给叔父了。但为了留住乡情，他又在汉江边另购了一套小单元房，把旧书和老物搬进去，有空了回去住住，面向故园山水，那种“根”的意识就回来了。
　　第二个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校园里，叫“朝山庐”。那里离秦岭只有几千米，推开窗就能看见终南山。
　　“我喜欢山的巍峨高大，那是一种沉稳厚重、不急不躁、不张不扬，非常有实力的象征；我喜欢山的起伏变化，一岭接一岭，层层叠叠不重复，里面藏着意想不到的奇异景观；我喜欢山上的各种树木花草、飞禽走兽，它们充盈着不尽的乐趣和活力；我喜欢山顶的烟雾演幻，峰高自留云，雨露由此生，”陈长吟笑着说，“于是给那间书房起名‘朝山庐’。”
　　“朝山”，既是地理位置的描述，站在门口，坐在窗下，时时能看到终南山；同时，也是一种敬仰、虔诚的隐喻。李白、王维等都曾在终南山中隐居、修行。他仰敬先贤，朝着秦岭，也朝着文学的神圣殿堂，一步一步往前走。
　　“朝山庐”有两间平房，前面还有一个五十平方米的小院子。校园安静，树木葱郁，空气也好，没有车马喧嚣，没有灰尘飞扬。因为兼任学校文学院的院长，陈长吟每个星期要去“朝山庐”住两三天，在学校教书、研究、写作。“我喜欢坐在窗下读书写作，低头于书案久了，举首望望山，是良好的调节。”
　　第三个，就是城墙根下的这间“墉城堂”。离家很近，走路只需要十几分钟。
　　2015年元旦那天，陈长吟搬进了“墉城堂”，研墨、摊纸，挥毫写下“枕笔待旦”。“古代将士打仗休息时都把兵器枕在头下，随时准备战斗，叫枕戈待旦。我这是枕笔，随时准备写作。”陈长吟诙谐地说。
　　书房，对于作家来说，通常都是工作的地方。陈长吟这三个书房，对他来说，远不止是“工作的地方”。向江阁是他的来路，朝山庐是他的前行，墉城堂是他的归处。山、水、城，每一个名字里，都藏着一段人生。
　  书房是一间房子，也是四个世界
　　书房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面对这样的问题，陈长吟没有直接回答，他想了一会儿，给出答案：“书房对我来说，有四个作用。”
　　首先，它是工作室。“作家写作的时候必须安静，必须一个人待着。你坐在书房里，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了。”陈长吟说，作家需要一间能把自己关起来的屋子。
　　其次，书房还是加油站。“有时候，创作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自己脑子空了，写不下去了。那不是才尽，是‘营养’跟不上了。”这时候就需要在书房里读书、查资料、补充知识。“你下一个选题定了以后，要在书房里一点一点地积累。它就像你创作生涯中的一个加油站、给你提供能量的一个地方。”
　　同时，书房还是避风港。人在外面，难免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回到书房，门一关，外面的风雨就暂时进不来。“一个人坐在这里，听听音乐，喝喝茶，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坐着，心就慢慢静下来。”他指了指桌上那些编了一半的手串，“有时候在外面心情烦躁的时候，我到书房来编手串，选珠子、选绳子、选隔片，调大小，半上午时间就过去了。你注意力一集中，那些烦心事就忘了。”陈长吟说，书房就像一个作家的盔甲，把自己保护起来。
　　“书房还是我的后花园。在这里不全是为了工作，也是休息的地方。种种草，养养花，看看电影，听听音乐，你的心灵就会被治愈，然后继续前行。”陈长吟像拉家常一样，给我们描述着书房的点点滴滴，如数家珍。听着听着，忽然觉得，这间不大的屋子，却装下了四个世界——工作的世界、充电的世界、避雨的世界、休息的世界。
　　松油灯与路灯下的少年
　　陈长吟小时候遇到书，可以用“饥饿”来形容。
　　他从小喜欢读书，小时候在农村，家里条件差，能看到的书少得可怜。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小伙伴，小伙伴家过去是读书人家，藏了很多书。于是，陈长吟便主动跟人家交好，只为了能借书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有书读，他冒着风险，趁人不注意从广场火堆里“抢”出了几本书。有一本他至今还留着——杜鹏程的《年轻的朋友》。这本书给了年轻的他很大的鼓舞和力量。“因为从小就喜欢文学、喜欢写作，所以跟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总会想尽各种办法去阅读。”陈长吟回忆道。
　　那时候的农村还没有通电，村里人晚上用的是煤油灯。因为家里条件差，加上煤油昂贵，为了点灯读书，陈长吟便上山捡松子，点松油灯。“把松子点着，它也能发光，我就在松子燃烧的光亮下读书。”
　　后来考上陕西师范大学，陈长吟终于可以在图书馆里读书了。20世纪70年代末，学校图书馆里一些参考书不向学生开放。他“故技重演”，跟图书馆里的老师套近乎，请他把那些书借给自己看。和蔼可亲的老师难得见到这样一位渴求知识的学生，也便遂了他的愿。“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静静的顿河》，是图书馆老师给我开的‘小窗口’，偷偷拿给我看的。”他笑着说。
　　就这样，大学期间，陈长吟把陕师大图书馆里文学类别的书籍，全都阅读了一遍。为此，遇到自己不喜欢的课程，他甚至选择逃课去泡图书馆；为了提高阅读数量，他借遍宿舍其他同学的借书证，只为了打破“一个人一次最多只能借四本书”的限制，借到更多的书。
　　学校宿舍晚上十点熄灯，巧的是，他的铺位就在窗子底下，窗外正好有一个路灯。每晚熄灯后，他就靠在床架上，借着窗外路灯透进来的光读书。
　　“大学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广泛的阅读，深厚的积累对我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学毕业那年，系领导希望他留校任教，喜欢文学的陈长吟却选择离开古城西安，回到了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安康，扎根在当时的安康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一待就是十年。
　　早在1973 年，陈长吟就在《安康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诗歌《老邮政局长》，那年他读高三。再次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他的创作激情，从此一发不可收。十年间，他走遍了陕南的山山水水，《山梦水梦》《山韵水韵》《山亲水亲》山水系列三部曲就创作于那个时候。
　　一个文人的精神角落
　　陈长吟的书房里，书是其中一部分，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收藏。最多的是相机。
　　“我这一生，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摄影。”陈长吟将自己和相机的故事娓娓道来。
　　这个爱好，源于一台老相机。1956年，在他周岁的时候，父亲用一台柯达相机给他拍照，那台相机一直伴随着他，那张照片现在还挂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文学馆里。1980年，大学毕业回到安康，他用第一个月43块5毛钱的工资，在街上买了一台红梅相机。正好单位组织去武当山，他用这台相机拍了很多照片。
　　后来，他对摄影越来越着迷。有一次，他去云南给《美文》杂志组稿，到了西双版纳，拍了很多当地人文风景的照片。回来后，朋友看他拍的照片非常有意思，拿去在《陕西画报》发表，这让他对摄影有了更深的认识。
　　“文学创作，需要慢慢地积蓄去写，写出来后要等待发表，你才能看到成果。摄影作品是直觉，很快就可以看到效果，而且画面感很强，能很好地反映作者的审美意识。”陈长吟说。
　　1996年第一次去西藏，他带了一个大包，里面装了300卷胶卷、一台尼康相机，配了三个镜头。他比画着那个包的重量，笑着说：“沉得很。”
　　后来，他在西藏拍的照片，被西安市邮政局约稿，印发成《西部风情》系列明信片。
　　因为摄影，陈长吟提出了一个中国文人摄影的概念。他认为，摄影不应该只是纪实，还应该有诗一样的内涵，可以去回味。文人摄影，应该用文人的眼光去看世界。
　　陈长吟收藏了 200多台相机，有一台幸福牌相机，是1957年新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相机。“以前我们国家生产不了相机，因为快门里的弹簧需要高强度钢材，咱们造不出来。1957年才开始生产，第一批就叫幸福牌。”他拿着那台相机，像是在捧着一件文物，“它是一个国家工业文明进步的缩影。”
　　除了相机，他还收藏观音像。有石刻的、木雕的、玉雕的，铜的、陶瓷的。
　　“为什么喜欢观音？”
　　拿起一尊木雕观音，陈长吟仔细端详着，“从精神上讲，观音是慈悲的、伟大的。从造型上讲，它达到了中国对女性美的塑造的极致。看着它，人心能平和下来。”
　　书架上还有各种有关羊的摆件，铜的、木头的、玉的，还有凤翔泥塑的小羊。因为他属羊，“喜气洋洋，三阳开泰，寓意好”。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又看了看墙上那幅字——“远源长河来，云鹤吟九天”。
　　陈长吟这一路，确实像那幅字写的那样，一直在行走，一直在攀登。从安康的“向江阁”，到现代学院的“朝山庐〞，再到城墙根的“墉城堂”；从松油灯下读书的少年，到大学宿舍里借路灯光的学子；从写诗的高中生，到喜欢摄影的作家，他写了近千万字，出版了二十几本书。
　　书房对他来说，从来不只是放书的地方。它是他的工作室，是他的加油站，是他的避风港，也是他的后花园。无论外面怎么变幻，只要走进这间屋子，门一关，仅凭几架书、一桌一椅、一盏灯，便装下了他的半生缘，也装下了一个文人全部的精神世界。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宋光
　　实习生 赵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