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堂”是穆涛读书、写作和生活的地方 受访者供图
穆涛房间内的书架
饭厅改造而成的阳光书房
穆涛摆放案头、反复阅读的多种工具书
客厅中依墙而建的书柜一角 穿过太白花园小区里略显斑驳的旧楼群,拾级而上至一栋居民楼的5楼,我们叩开了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西安市作协主席穆涛先生的家门。
门开处,未见满墙书架,先迎一片绿意。未及寒暄,穆涛先生便兴致勃勃地引我们看他悉心栽培的竹子:“这是佛肚竹,杆节膨大,憨态可掬;这株是勒竹,枝叶细密,韧性十足;这棵是熊猫竹,那棵是罗汉竹……”他如数家珍。阳光穿过疏密有致的竹叶,在素白的墙上投下斑驳流动的光影。穆涛将这一方空间命名为“竹堂”。
“竹堂”里外整洁。客厅两面墙都是书柜,两间屋子除了一张简单的床和一台跑步机,几乎全用作工作区;餐厅则被改造成阳光书房,摆着一张书桌、几盆竹子,墙上挂着“竹堂”二字。主人在这里已度过26年光阴——读书、写作、生活,皆系于此。我们便坐在这“竹堂”之中,听他聊阅读、研究,以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种种。
“博览群书,不是个好词”
“我这里不是专门意义上的那种书房,就是一个用来写东西的地方。”在穆涛看来,这个写作的空间就是日常生活的“家”。没有特别的布置,没有刻意的收藏,见到喜欢的书就买下,从事编辑工作多年,自己参与编辑的书籍也自然会留存下来。
这种去仪式化的态度,延伸至他对阅读的根本看法。当被问及常放案头反复阅读的是什么书时,他的回答简洁而笃定:“工具书。”字典、历史年表……这些置于案头随时查阅的书籍,都是为了确保写作的严谨。他直言“没有固定要读的书”,因为阅读始终服务于“用”,服务于手头正在进行的思考与书写。
穆涛旗帜鲜明地反对“博览群书”。“我读的书不多,我也反对‘博览群书’这个词,这个词不是个好词。”在他看来,盲目追求阅读的广度,容易使人流于浅薄,沦为“万金油” —— 看似无所不知,实则浅尝辄止。他推崇中国古人“往深里读、往实用处读”的阅读智慧,认为将一本经典读透,领会其中对自身切实有用的智慧,远胜于浮光掠影地涉猎万千书籍。这种理念,塑造了他“一门深入”的阅读实践。
自 1998 年主持《美文》杂志工作起,为探寻一本文学杂志应有的“核心”与“精神头”,他与主编贾平凹先生达成共识,将目光坚定地锚定在汉代,他们一致认为汉代所传达的精神指标与文明指向“很了不起”。于是,他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聚焦深耕:先是专注研读《史记》《汉书》,进而延伸至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淮南子》等经典著作。
“我涉猎面很窄,就专注于汉代的这几本书。汉代的相关的书也就读了七八本吧,我的书读得很有限。”然而,正是这有限的“七八本”,被他反复咀嚼、消化,最终内化为其散文创作中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文化视角。
“读书不是雅事,是个苦事”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我没听人说吃饭是雅事,如果把吃饭当雅事,不就坏了?”在穆涛看来,读书是为了给自己充电,是件实打实的事。如果端着“雅”的架子去读,不是在作秀,就是在自欺欺人,“肯定没什么好收获”。
他打了个比方:书分几种,好比船。有一种是“游船”,用来消遣、放松,累了时翻翻这类书,挺好,但那是休闲而已。还有一种是“渡船”。比如为评职称、考各类证书而读的书,目标明确,可能看几本书就能达到目标。“可如果你的目的地很远,那这艘‘渡船’的构造就得结实,要能抗台风、防暗礁、抵御大风大浪,这时读的书,就容不得半点儿花架子。”在他看来,为抵达认知的彼岸而进行的严肃阅读,需承受压力,是个苦事。
“好的书,不是知识越多越丰富越好” 竹堂之中,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在白色墙壁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们的采访话题从个人阅读转向时代写作,穆涛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认识力”。他认为,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构成了其“认识力”的基础。
“好的书,不是说知识越多越丰富越好。”他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关键在于其作者的“认识力”——即作者对社会、人生与历史的洞察,要比他人更深远、更透彻。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的《班主任》《伤痕》《高山下的花环》等文学作品,能引起全社会共鸣?”他身子微微前倾,“这些作品之所以撼动人心,不是说这些作品的句子有多漂亮,辞藻有多么华丽,而是因为作家们捕捉到了社会的‘焦灼处’,把大家憋在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给说透了。这就叫‘认识力’。”
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穆涛的标准明确而具挑战性:一是要触摸到社会发展的脉搏,二是要精准捕捉到脉搏中“焦灼”的痛点。“如果从一部文学作品中看不出精神走向,那么这样的作品可能从热闹角度就是逗个乐子,大家读着高兴,做一条游船可以,做渡船是不行的。”他引用《儒林外史》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洞见,指出伟大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流传至今,关键在于它们揭示了社会运行的深层规律。
“物质跟精神,都要绿水青山” 采访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穆涛喝了杯茶稍作休息后,我们的采访继续进行。他由作家的“个性”切入,论及作家群体的“风气”。他认为,“作家群体的‘风气’即文风”,审视一个时代的“文风”,需综观一流作家的写作方向、教授的学术文章以及媒体流行的语调方式。“好的文风是清醒的、冷静的、朴素的,坏的文风则是浮躁的、张扬的、虚饰的。”
他深刻指出,从中国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衡量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民风”与“文风”是两大关键指标。他特别谈到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解,认为其深意远超物质生态层面,更指向“社会精神生态领域的绿水青山”。“‘大的时代’不仅是物质的丰裕,而且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澄明与丰盈。文风的品格,直接塑造并映照着时代精神的品质。”
“做编辑让我快乐” 尽管拥有作家、作协主席、教授等多重身份,但穆涛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名“编辑”。“做编辑让我快乐!”他笑着说:“在大学教书也是给自己积累知识,我喜欢做的事,还是做编辑。”
自1986年进入此行,40年的光阴流逝,他始终对图书编辑这份职业满怀热忱、乐此不疲。如今,他仍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新大众文艺编辑工作室担任编辑,手头正忙着多套丛书的编辑工作。
谈及作家的职责,穆涛给出了一个充满历史纵深感的答案:给历史这条长河保持流量。他认为,史学的根本价值在于让社会保持“清醒”。“一个人如果是清醒的,他基本就不会做糊涂事;一个社会的清醒度高了,糊涂事就会少。”他指出,历史上的许多社会悲剧的发生,往往源于集体性的“糊涂”或狂热。
穆涛推崇汉代的文学,不仅因为汉赋的恢宏气势,而且因为汉代融文学与史学于一体而确立的文学史地位。“《史记》《汉书》不仅影响了史学,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也有着极大影响。除了清醒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之外,还有文体上大的创造,比如今天文学写作中‘传’‘纪’这样的体例,就是源于这两本史书,这是很了不起的。”他表示,这些对当代写作者而言,有永恒的启示。
“文学创作不是求全,是求缺” 面对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的冲击,穆涛的态度理性而开放。他肯定AI在人类难以企及的两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一是海量的知识信息储备,二是基于此基础上的强大综合能力。他建议写作者应在知识储备上向AI学习,但必须警惕其信息的真伪,并清醒认识其局限性。
“AI的综合认识没有创造力,它只是在现有的、已有的知识库里面选取信息,进而得出判断,在创造力层面,它始终处于滞后状态。”他顿了顿,“文学创作的核心不是‘求全’,而是‘求缺’。要找到认知的缺口与思想的突破口,从而实现创造性的表达。AI时代,作家更应锤炼这种‘求缺’的认识力与突破力。”
问及在技术的洪流中作家要坚守的底线,穆涛的回答回归到最朴素的人性基石:“作家坚守的底线,就是人的底线。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那便是作为人——一个有良心、有良知的人应当具备的底线。”
“青春是一种了不起的生命状态” 聊起对年轻写作者的期望,穆涛没有给出什么“写作秘籍”,而是从“青春”二字说起。
“‘青春’是个老词语,原本是天文学词语,指春天的本色。”他引用屈原《大招》中的句子:“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春气奋发,万物遽只。”他解释道,“‘谢’是新陈代谢的‘谢’,又一个季节的轮回,春天来临、万物代谢更新;白日明亮,春气奋发,万物蓬勃生长。”
在穆涛看来,“青”并非幼稚的“青”,而是“青瓷”“炉火纯青”这两个词里的“青”。“‘青春’这个词,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原生力,是一种了不起的生命状态。”他说,年轻写作者正处于生命四季中的春季,原生力最为旺盛、最为酣畅淋漓,应当珍视和保护这份原生力,因为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采访接近尾声,我们请他给年轻的写作者说几句话,他起身走到书桌旁,拿出一幅字,是毛姆的一句话——“年长者最大的修养是控制住给年轻人提建议的欲望”。他笑着告诉我们,这是他专门请一位书法家写的,一直放在案头,是他的“座右铭”。
告辞下楼时,暮色初合。小区大门外的高新路车水马龙,喧嚣扑面而来,而身后的小区,因这方“竹堂”的存在,仿佛在喧哗中守护着一片思想的静谧。穆涛先生和他的“竹堂”,于闹市之中深耕一隅,在信息洪流中“往深里读、往实用处读”,在技术狂奔的时代坚守“求缺”与创造,守护着那份如竹子般挺拔、如春天般奋发的清醒与原生力。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成艳妮 实习生 殷艺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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