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

高建群作品集    本版摄影 王艺航

　　在陕西文坛，高建群是一个绕不开的独特坐标。他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是震动中国文坛的陕军东征主将之一。一部《最后一个匈奴》，让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游牧民族的风骨，镌刻进当代文学史册。如今，这位年逾古稀的文学老将，仍没有搁下手中的笔。
　　仲春的一个午后，记者走进位于西安市莲湖区丰园社区的“高看三眼”工作室。屋外，葱郁绿意肆意铺排；室内，墨香、纸香与书香交织。一脚踏入，便隔绝了市井喧嚣，仿佛闯入一座由文字与思想构筑的精神“城池”。
　　在这里，我们与这位文坛骑士围坐畅谈，听他讲述半个世纪文学生涯的坚守与热忱，回望从边防哨所到文坛高地的漫漫征途。
　　方寸天地间尽显文化气象
　　文人书房向来藏着处世哲学。高建群的书房名号，从“高看一眼”到“高看两眼”，再到如今的“高看三眼”，藏着他的人生智慧与人格追求。
　　“把自己看低一点，把别人看高一点，把世间所有人都高看一眼，这是我的做人原则。”他如此解释书房取名的缘起。
　　“ 高看三眼”工作室，是一间百余平方米的开阔空间。临窗的书架上插满了书，典籍、画册、著作层层叠叠，塞得满满当当。一张硕大画案摆在书架对面，笔墨纸砚随性铺陈。在工作室一隅，高建群的一幅书法作品介绍了工作室取名的含义：“第一眼看山，山就是山；第二眼看山，山不是山，已经幻化成第二自然；第三眼看山，山还是山。 ”
　　古人云：“诗不能尽，溢而为书。 ”高建群说：“书不能达，变而为画。”文学表达不尽的情感，他诉诸笔墨丹青。画画、写字，成了他情绪的宣泄口。
　　书房四周墙面上悬挂着他创作的书画，有线条简练的佛陀造像，有雄浑厚重的历史题材，朴拙大气，字里画间皆是文人风骨与天地胸襟。
　　从“高看一眼”到“高看三眼”，不仅是空间的拓展，还是视野的提升、格局的升华。在这里，高建群既是书写民族史诗的小说家，又是寄情笔墨的书画家，还是阅尽世事的思想者。
　　“我最开始的书架都很简陋，延安时期也有书架。到了西安后，一直到现在能有这样排场的工作室，是后来的事情。”从简陋书架到如今的“高看三眼”工作室，从延安的狭小阳台到西安这座“文字城池”，书房的变迁，映照着一位作家半生的文学苦旅。
　　从边防哨所走向文学高地
　　“我被文学绑架了五十年。”高建群笑着说出这句略带自嘲却满含深情的话。这句“绑架”，始于遥远的边防哨所，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更始于心底无法抑制的文学冲动。
　　少年时，他读的第一套书籍，是八卷本《中国民间故事》，那些鲜活的故事为他悄悄埋下文学的种子。后来，他远赴新疆，成为北湾边防站的一名战士。哨所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北部边缘，距县城百公里之遥。大雪封山时，邮递员半个月才来一次，无书可读、无报可看的孤寂，成了青春最深刻的底色。
　　越是荒凉，越要生长。寂寞边防线上，高建群把满腔情愫化作诗句。“我每次下哨归来，便在瞭望登记簿上、纸片上写写诗。”1975年的一天，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那狄将军到边防一线搞调研，遇大雪封路，一行人将吉普车开进了这所偏僻的边防站，并在此留宿了十五天。
　　在回忆文章里，高建群这样描写这次际遇：“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当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在纸片上写，在本子上写… …正当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头写诗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军人。那主任一行没有睡觉，这时是凌晨一点，查完铺后才去睡觉。他要看这个小本，看我在上面写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着，不让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写作者，将作品拿出来示人时，大约就像我这满脸窘态。 ”
　　将军看完高建群写的诗后，神情严肃地说：“在这样远离祖国心脏的地方，还有一位小战士葆有文学冲动，难能可贵。”随即安排陪同的“侯干事”誊抄了诗作，寄往《解放军文艺》。1976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战士高建群”的《组诗：边防线上》。这篇处女作的发表，像一道光，照亮了他的人生前路，也让他彻底与文学绑定，从此再也无法分离。
　　“ 第一次发表作品带来的荣誉感与冲动，让我再也放不下笔。”从边防战士到专业作家，从短篇诗作到鸿篇巨制，写作早已融入骨血，成为一种近乎“病态”的习惯。“每次坐到桌前就想写，不写反而憋得难受。”即便年过七旬，他依旧笔耕不辍，新作不断。
　　朋友问他年纪这么大了，为何还对写作有这么大的劲头？他坦言：这是陕西作家刻在骨子里的责任感。他们总有一种“苦行僧”式的拼劲。“真诚面对生活，真诚写作，一定会有读者。 ”
　　从边防哨所走向文坛，高建群用了二十多年。而真正让他震动中国文坛的，是1993年那部诞生于延安阳台上的史诗巨著。
　　一张书桌承载的史诗重量
　　中国文坛永远记得1993年。《最后一个匈奴》《白鹿原》《废都》等力作横空出世，掀起声势浩大的陕军东征，让陕西文学响彻全国。而《最后一个匈奴》这部震撼文坛的陕北史诗，诞生于延安日报社家属楼一间简陋的阳台上。
　　1991年，高建群住在家属楼的一间狭小居所，所谓“书房”，不过是临街的阳台。盛夏酷热、寒冬凛冽，他就在这方逼仄空间里，开启了宏大叙事的创作。
　　多篇新闻报道中，都曾提到高建群写《最后一个匈奴》时的案头书：拜伦的《唐璜》与《印象派绘画技法》。
　　“ 在《最后一个匈奴》之前，我只写过几部中篇小说与散文集，对于驾驭宏大的长篇，感觉很吃力。”处理大量的素材需要技巧，而他借鉴的便是《唐璜》诗体小说的抒情笔法，吸收了印象派艺术“化生活为艺术”的精髓。“我就想着怎么摆布那几十个人物，怎么安排那些事件，让这些人物从这些事件中穿堂而过。人物出来了，事件也出来了，写得就会很顺利。 ”
　　他给自己定下严苛目标：每天必须写五千字。清晨两千、下午两千、睡前一千，雷打不动。“有一次写忘了，一天写了一万四千字。当你进入一种非常规状态的时候，你感觉自己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机械地记录，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指挥着笔尖，整个人理智完全消失。这是写作最好的状态。 ”
　　书稿完成那天，编辑陪他到延安南关邮局，将厚厚的稿件寄往作家出版社。他随即给图书编辑发电报：“《最后一个匈奴》已全部完稿，中国文坛将有一件大事要发生，让我们做好迎接它的心理准备！”寄出后，高建群心神不宁，朋友驱车带他来到志丹县，在陕甘边界处一个叫麻台的林场住了几天，他才从文学的癫狂状态回归现实。
　　1993年，《最后一个匈奴》出版，迅速引爆文坛。央视专程赴延安拍摄，镜头对准那间简陋阳台，解说词掷地有声：就是在这个简陋的书桌上，诞生了一部宏大叙事的陕北史诗。那一年8月6日，《最后一个匈奴》在西安钟楼书店签售，排队的人群顺着东大街排了五百米，声势浩大。
　　从延安阳台到西安有排场的工作室，变的是创作环境，不变的是伏案疾书的执着；从青涩战士到文坛大家，变的是身份地位，不变的是对文学的赤诚敬畏。那张历经岁月的书桌，见证了一位作家的坚守，也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重量。
　　回望1993年，那是一个属于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时很多人把文学当作拯救自己、成就自己的路径。”高建群感慨，在陕北，无数青年听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来到黄河边，呼唤普希金笔下的“金鱼”出现。确实也有一部分人，因为文学而改变了命运。
　　“文学是成本最低的投资。一张稿纸、一支笔，再把自己投入进去，就可以展开想象了。一个乞丐的梦最富有，文学亦是如此。 ”
　　今年3月底，高建群的最新散文集《第二次成长》出版，这本书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40余篇散文作品。他说自己迎来了个人的“第二次成长”，也迎来了文学道路上的再次全新出发。“五十年来，文学给予了我一切，它是我的信仰，也是我的图腾。它已经长在我的骨头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停不下来，也不想停下来。 ”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
　　年逾古稀，高建群愈发谦逊。他年轻时自认学富五车，如今却常感叹：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有很多古人留下的重要的书，我没有读。尤其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代的重要著作，这都是中国人的文化根基。读书不能有功利心，否则不利于人格的完成。我这么多年风风火火地走过来，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跌倒，变得越来越坚强，就是因为我有一肚子的学问在那里支撑着。 ”
　　他曾写《我有铠甲十二副》，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悟过的理，便是他最坚硬的铠甲，让他在人生起伏中愈发坚强。文坛沉浮、世事冷暖，都化作笔下从容，化作内心笃定。
　　谈起第一本影响他至深的书，他提到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一本以音乐家贝多芬为原型的小说，告诉你一个人的心灵可以崇高到什么地步，宽广到什么地步。《约翰·克利斯朵夫》使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一个艺术家应当怎样高贵地活着和思考。 ”
　　他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西北大学演讲时，他拍着自己的大肚子笑称：“我的大肚皮就是一座图书馆。”万卷藏书固然重要，但真正滋养创作的，是读进心里、融入血脉的知识。
　　2018年，高建群参加了丝绸之路万里行，车队从西安出发，穿越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等十多个国家，七十多座城市，行进两万二千多公里，最终到达英国伦敦，整个行程历时两个多月。从长安到伦敦，他亲历了文明交融的壮阔。
　　旅途上，他随身携带几十本书，其中，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让他感触很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上得到的那些知识，只有亲历以后，才能感觉到历史的沉重感。穿越了欧亚大陆，我们接触了不同文化、不同人群，我的胸襟空前开阔了。如果让我再年轻二十岁走丝绸之路，可能我后来的文学生涯会更开阔。即就是现在，我也觉得我比中国当代的大部分作家视野开阔得多。 ”
　　这次行走孕育出的长篇小说《中亚往事》，成为高建群四十年军旅情结与丝路情怀的结晶。
　　文学骑士的坚守与寄语
　　如今，这位文坛骑士依旧精神矍铄、笔力雄健。《统万城》《大平原》书写大地史诗，《第二次成长》凝结人生智慧，《中亚往事》续写丝路传奇…… 他的文字，始终扎根黄土、放眼天下，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命的温度。
　　对于年轻读者，他的建议是：多读书，读杂书。文学名著当然要读，但杂书也要读一读。“我现在基本上读的杂书比较多，包括一些网络推荐的杂志，不光是文学方面的，社会、哲学方面的都有涉猎。读书不要像学生念课文那样死记硬背，而是把书读透，做到万法归一、为我所用。 ”
　　关于读书，他有自己的见解。太白文艺出版社社长党靖曾问他：“你认为什么样的书是好书？”他回答：“那种有强烈真实感的书就是好书，不要太文艺范儿。”他曾在机场候机室看过一本写藏地风貌的书，内容像游记一样，朴实无华地讲述一个个地方。“ 如果我们写丝绸之路，就应该这样写。书太文艺范儿，会破坏那种庄严的宏大叙事。 ”
　　从边防哨所的青涩诗人，到陕军东征的文坛主将；从延安阳台的苦行僧，到“长安城”里的思想者，高建群用五十载笔耕不辍，证明文学的力量从未消逝。“高看一眼”，是他的处世之道，更是这个时代对文学应有的敬畏。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有人追逐流量，有人崇尚快餐文化，而高建群始终坚守严肃文学的崇高，守护文学的火种。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梁飞燕任俊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