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3月18日
时代观察、生活叙述与艺术创造 ——重读《早晨从中午开始》兼论路遥的文学观
1991年初冬至1992年初春，路遥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时距《平凡的世界》的最终完成已3年有余。在此期间，《平凡的世界》从第一部出版时遭遇“冷遇”到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其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评价问题始终让路遥颇为挂怀。恰逢评论家畅广元动念编写一部陕西作家创作心理研究的专题论集，力求在充分把握陕西已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中青年作家的创作成绩的同时，发掘其“局限”和“可能”所在，进而切实推动陕西文学的长足发展。路遥对此举颇为赞同。尤其是畅广元设想的作家、评论家、青年学者“三极对话”的形式所包含的潜在的“论辩”性质，更让路遥对此番“对话”抱有极大期望。[1]其时，路遥也有意以创作谈的形式，较为充分地回应围绕《平凡的世界》《人生》出版以来评论界关于其创作观念、艺术选择等等重要问题的批评意见——熟悉数部在高等院校长期使用且对数代研究者文学观念影响颇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所持有的文学史观念和与之相应的评价标准的读者自然知晓，路遥此举之于其创作的真正意义所在。也因此，《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副标题虽为“《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整体思路也基本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缘起、过程等重要问题展开，但就总体论，却可以被读解为路遥文学观念的自我说明。他对整体观照时代的热情、对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深度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创造，均有着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现实意义。
一、以宏阔的视野观照总体性的时代之变
就写作发生学意义上论，《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似乎缘起于路遥青年时代关于写作的梦想：“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得很深很远的一个往昔岁月的梦。也许是20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是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2]但稍稍放宽视野，可知这个少年时期的梦想之所以被重新唤醒，仍与路遥自身所面临的写作和生活问题密切相关。[3]如他所述，其时文坛关于他写作的“局限”的论述并不让他信服，而“回应”种种质疑声音的最好的方式，便是重新投入创作这种“劳动”，以实际的劳动成果——新的更好和更大规模的作品来证明自己。有此念头之后，路遥特意再次回到故乡的毛乌素沙漠，渴望在沙漠之中获得关于写作和生活的类似“禅悟”的启示，以为此后的新的作品构想提供可能。 [4]
在苍茫、寂寥的大沙漠，在天地之间，“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这天籁之声自然不是对外部世界自然物象和信息的如实描述，而是包含着极为深刻的精神和心理内涵。依照他在毛乌素大沙漠中获得的精神启悟所呈示的选择，路遥为计划中的长篇小说设置了如下整体构架：“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10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近百人。”[5]这份构想基本划定了路遥此后写作准备的范围，如他系统阅读这10年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深入了解作品可能涉及的人物和他们具体的生活状态。其间既有宏阔的总体性视野，也将此视野落实于具体而微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之中。这也决定了《平凡的世界》社会和人物两条核心线索的互证互动状态——田福堂、田福军等人物的起落与孙氏兄妹命运的变化可以交互参照。1975至1985这10年间时代巨变如何落实于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在书中得到了颇为充分的发挥。路遥对这10年间社会生活变化的总体性思考，也有颇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6]
如《创业史》以20世纪50年代初广阔的社会生活、总体性的宏阔视野为背景，努力回应时代紧迫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描绘普通人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的自我创造（时代“新人”的自我创造）。同样，路遥力图总体性地呈现1975—1985这10年间社会的整体性变化，以及由此影响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命运。因此，描述时代巨变和人物命运的变化，及其交织互动，便是《平凡的世界》的必然选择。在柳青的笔下，梁生宝的“创业”既是与互助组相关的数个人物的生活创造，扩而大之，其间亦包含创国家大业的宏大命题。[7]这便可以理解柳青在叙述梁生宝等人所面临的具体的矛盾和困境时，常常会从时代总体性的角度观照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在柳青的意义上，路遥亦密切关注时代巨变与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的转变之间的内在关系。当孙少平离开双水村踏上前路漫漫的生活创造之路，其几乎每一步的生活变化都和时代总体性的发展主题密切相关。他时常面临的生活困境以及最终可能取得的自我奋斗的成功，皆是20世纪80年代总体性的时代氛围使然。
时隔多年以后，由《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所代表的陕西乡土叙事的基本传统，在新一代作家作品中得到了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传承。[8]陈彦首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在多重意义上可以视为是回应“孙少平难题”的重要作品。其中核心人物罗甲秀、罗甲成的具体生活际遇虽与20世纪80年代的孙少平存在较大差异，但作为普通劳动者，其个人生活和大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却可以在孙少平的延长线上得到深入的理解和阐释。 [9]此外，在更新一代作家笔下[10]，乡村虽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其间人物所面对的生活问题亦与柳青、路遥甚至陈彦笔下的人物不尽相同，但他们同样继承了陕西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传统，即便是某种意义上的“新变”，亦是此一传统的稳定性和影响力的重要表征。 [11]
二、倾情关切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虽未详细叙述孙少平、孙少安、孙兰香等人物原型本事，但从与他交往甚厚的若干人物的回忆中，约略可知此书原型人物的来源及其本事。而路遥对原型人物本事的调整和改写，分外具有20世纪80年代典型人物塑造的时代精神意涵。如论者所言，“孙少平式的精神高贵、物质贫困的人物，是特定历史结构中的产物，也是时代强音的表现”[12]。路遥以孙少平、孙少安、孙兰香，以及金波等人的生活选择和命运变化，意图总体性地呈现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村普通青年的生活创造及其可能。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因此不仅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同时也具有更为广阔的时代意涵。他们是时代之子，也是在时代和现实提供的诸种可能之中勉力完成个人基于时代生活的自我创造。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创作的要义之一。而究竟何样一种人物可以成为典型，不同时期作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苏契科夫所论，在某些理论家看来，“遵循典型化的原则仿佛会束缚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并且导致硬给艺术提出如何刻画主人公形象的刻板要求”。唯一可以作为尺度的，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思想观照和艺术概括。“不言而喻，如果类似的要求在某个场合发生了，那么它们就会招致形象在审美方面的缺陷，因为艺术典型是不可能像何蒙古鲁士在曲颈瓶中那样虚构和制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必须在生活中发现、观察，为此就必须熟悉生活，必须让艺术研究社会生活和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13]基于同样的考虑，路遥不仅在为《平凡的世界》作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尽可能系统、全面、充分地了解作品所涉及的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面貌，既有基于总体性的宏阔的时代观察，也有围绕未来的核心人物展开的生活细部的深入了解，与此同时，他还再度进入原本熟悉的生活，希望彻底融入生活的整体氛围中，为此后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的艺术创造奠定坚实基础。如他所言，“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而为了充分、深入地展开作品所要描绘的生活的复杂状态，“ 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作出哲学判断（即使不正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14]。这是作家基于自身的生活和生命经验作出的判断和选择。这种选择也从多个层面上决定了作品所敞开的世界的价值偏好，也决定了其审美追求的基本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路遥重读《红楼梦》和《创业史》，重新梳理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文学界诸种流派的价值及其局限，再度对即将展开的写作所关联的历史、现实作整体性的思考和判断，进而为他即将倾心、倾情描绘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选择最佳的表现形式。因为，在他看来，艺术形式绝非叙述或文字表达这般简单，它在根本意义上，与作家的世界观、作家的精神追求，以及他对文学的根本理解密不可分。基于此，路遥对他“决定以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的种种考量的细致说明，也就包含着不限于艺术手法选择的重要的观念和精神意义。 [15]
三、赓续和发展现实主义传统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路遥与同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甚至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便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一样，初步完成了对既往文学观念的自省和对新的观念的重构。不同于大多数作家所选择的完全“剥离”的态度，路遥的重构就其根本而言，乃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延安文艺传统的赓续与发展。[16]他对接续延安文艺传统的柳青的《创业史》的熟悉，对柳青的文学观念和文学遗产的意义的总体考虑，以及对自身生活经验和艺术积累的充分考量，使得他意图在新的现实语境中赓续和发展延安文艺传统。此种创作追求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现实语境中，已有“反潮流”的意味。路遥对此无疑有极深的洞见。《平凡的世界》在此后30余年间所面临的文学史评价的起伏，根本原因或在此处。但即便洞见了时代潮流的变化，也明白以作品“反潮流”所可能遭遇的风险，路遥仍然选择以“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平凡的世界》，乃是出于他对文学与时代、生活和读者关系的更为宽阔的理解。
如把文学不仅仅理解为个人情感自我表达的需求，而且还认识到其蕴含着更为开阔的时代责任，就不会被一时期的潮流裹挟而去。这也是即便在现代主义以其几乎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影响甚至形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诸多作家的文学观念时，仍有作家（不仅是路遥）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在为《平凡的世界》作写作的准备时，促使路遥作出此种选择的原因有二：一是彼时学习甚至模仿现代派小说的作品大多并无基于个人经验的独特创造，虽有文学观念和审美表达方式调适的意味，但并不能真正实现和普通读者的沟通。如今看来，路遥30年前的这种判断似乎有着某种超前性质。此外，对现代主义思想和艺术经验之于当代生活的适切性，路遥亦有基于个人生活和艺术经验的洞见，“任何一种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根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种种现代主义流派的产生，虽有大致相同的总体原因，必然亦有与特定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联。简单的模仿甚至照搬，很难产生独具意义的艺术创造。从对当代生活的关切到对地域历史的观照，也是路遥在柳青的启发之下作出的题材和视野的调适，虽因种种现实缘由，路遥的历史叙述并未展开，但同时代，也几乎与路遥共享同一种观念和生活资源的陈忠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转向，可以用来参照理解路遥彼时的写作选择及其可能敞开的文本世界的历史向度。[ 17 ]
坚持现实主义的前述缘由已颇为充分，但在路遥看来，还应考虑大众阅读的偏好问题。“考查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大众仍然喜爱的作品，无论它采用的是何种表达方式，都说明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时值“新大众文艺”如火如荼的时代，重温路遥30余年前的这些判断，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大多是与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孙少安、金波、田润生、郝红梅一样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未必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也未必有长时间的艺术创造积累功夫，但他们皆有在广阔的生活世界中摸爬滚打的具身经验，有他们可能尚未被文学看见和表达的毛茸茸的生活质感，有他们他人无法取代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丰富、鲜活的生活经验可以呈现出现实更为开阔的面向。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被认为是“过时”的创作手法创作的《平凡的世界》虽在评论家和文学史家那里存在着评价的分歧，但该作品在读者群中持续多年的影响力也足以说明路遥彼时判断的合理性和超前价值。
从《早晨从中午开始》发表至今30余年间文学和理论观念的变化论，可知路遥所阐发的关于时代、生活和艺术变化的思考皆有一定的前瞻性。在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中理解和处理广阔的时代生活，已是当前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密切关注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命运，书写他们的心理、情感更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征。最为重要的还在于，以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传统为核心，吸纳多种文学经验，开启现实主义的新境界，更是当下文学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学的重点所在。以“第二个结合”为思想指导，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开现实主义与中国古典思想、文学、艺术关系的新境界，已是新时代文学的主潮。凡此种种，皆说明充分阐释路遥的文学遗产之于当下创作的重要意义。而在阐释甚或重解的过程中，《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触及的重要问题以及路遥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应，仍是需要不断思考和讨论的重要切入点。
（作者单位为陕西省社科联）
参考文献
［1］ 杨辉：《作为批评和美学文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 兼论路遥的文学观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载《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2］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3］ 陕北地域文化、自然风物对路遥文学观念和创作的影响也颇为重要。可参见杨艺村：《抒情的乡村与动荡的原野——论〈人生〉与〈浮躁〉的返乡叙事模型》，载《小说评论》2025年第2期。
［4］ 由此延伸的问题颇为重要，可参见李彦姝：《从〈早晨从中午开始〉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难度及价值》，载《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
［5］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6］ 陈思：《〈平凡的世界〉的社会史考辨：逻辑与问题》，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7］ 杨辉：《“未竟”的创造：〈创业史〉与当代文学中的“风景政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1期。
［8］ 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可参见郜元宝：《城乡融合时代的底层悲欢——当代陕西文脉中的陈彦小说》，载《小说评论》2024年第1期。
［9］ 对此问题的深入分析，可参见杨辉：《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陈彦兼及现实主义赓续的若干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10］ 常青：《城乡叙事中的致富经与众生相——评〈日久天长〉》，载《小说评论》2024年第6期。
［11］ 王天然：《逃离语境与精神重建——评丁小龙〈空相〉》，载《小说评论》2024年第4期。
［12］ 项静：《〈活着〉的读者接受与当代中国的情感结构》，载《小说评论》2023年第6期。
［13］ ［苏］苏契科夫：《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载《现代文艺理论评丛》1965年第5期。［法］罗杰·加洛蒂著，吴岳添译：《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5］ 对此关涉的重要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参见杨辉：《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
［16］ 杨辉：《路遥文学的“常”与“ 变” —— 从“〈山花〉时期”而来》，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17］ 对此问题，张均有基于丰富史料的极为深入的分析。参见张均：《从〈灞河怒潮〉到〈白鹿原〉 ——观察当代文学变迁的一个角度》，载《小说评论》2025年第4期。
一、以宏阔的视野观照总体性的时代之变
就写作发生学意义上论，《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似乎缘起于路遥青年时代关于写作的梦想：“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得很深很远的一个往昔岁月的梦。也许是20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是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2]但稍稍放宽视野，可知这个少年时期的梦想之所以被重新唤醒，仍与路遥自身所面临的写作和生活问题密切相关。[3]如他所述，其时文坛关于他写作的“局限”的论述并不让他信服，而“回应”种种质疑声音的最好的方式，便是重新投入创作这种“劳动”，以实际的劳动成果——新的更好和更大规模的作品来证明自己。有此念头之后，路遥特意再次回到故乡的毛乌素沙漠，渴望在沙漠之中获得关于写作和生活的类似“禅悟”的启示，以为此后的新的作品构想提供可能。 [4]
在苍茫、寂寥的大沙漠，在天地之间，“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这天籁之声自然不是对外部世界自然物象和信息的如实描述，而是包含着极为深刻的精神和心理内涵。依照他在毛乌素大沙漠中获得的精神启悟所呈示的选择，路遥为计划中的长篇小说设置了如下整体构架：“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10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近百人。”[5]这份构想基本划定了路遥此后写作准备的范围，如他系统阅读这10年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深入了解作品可能涉及的人物和他们具体的生活状态。其间既有宏阔的总体性视野，也将此视野落实于具体而微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之中。这也决定了《平凡的世界》社会和人物两条核心线索的互证互动状态——田福堂、田福军等人物的起落与孙氏兄妹命运的变化可以交互参照。1975至1985这10年间时代巨变如何落实于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在书中得到了颇为充分的发挥。路遥对这10年间社会生活变化的总体性思考，也有颇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6]
如《创业史》以20世纪50年代初广阔的社会生活、总体性的宏阔视野为背景，努力回应时代紧迫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描绘普通人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的自我创造（时代“新人”的自我创造）。同样，路遥力图总体性地呈现1975—1985这10年间社会的整体性变化，以及由此影响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命运。因此，描述时代巨变和人物命运的变化，及其交织互动，便是《平凡的世界》的必然选择。在柳青的笔下，梁生宝的“创业”既是与互助组相关的数个人物的生活创造，扩而大之，其间亦包含创国家大业的宏大命题。[7]这便可以理解柳青在叙述梁生宝等人所面临的具体的矛盾和困境时，常常会从时代总体性的角度观照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在柳青的意义上，路遥亦密切关注时代巨变与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的转变之间的内在关系。当孙少平离开双水村踏上前路漫漫的生活创造之路，其几乎每一步的生活变化都和时代总体性的发展主题密切相关。他时常面临的生活困境以及最终可能取得的自我奋斗的成功，皆是20世纪80年代总体性的时代氛围使然。
时隔多年以后，由《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所代表的陕西乡土叙事的基本传统，在新一代作家作品中得到了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传承。[8]陈彦首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在多重意义上可以视为是回应“孙少平难题”的重要作品。其中核心人物罗甲秀、罗甲成的具体生活际遇虽与20世纪80年代的孙少平存在较大差异，但作为普通劳动者，其个人生活和大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却可以在孙少平的延长线上得到深入的理解和阐释。 [9]此外，在更新一代作家笔下[10]，乡村虽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其间人物所面对的生活问题亦与柳青、路遥甚至陈彦笔下的人物不尽相同，但他们同样继承了陕西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传统，即便是某种意义上的“新变”，亦是此一传统的稳定性和影响力的重要表征。 [11]
二、倾情关切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虽未详细叙述孙少平、孙少安、孙兰香等人物原型本事，但从与他交往甚厚的若干人物的回忆中，约略可知此书原型人物的来源及其本事。而路遥对原型人物本事的调整和改写，分外具有20世纪80年代典型人物塑造的时代精神意涵。如论者所言，“孙少平式的精神高贵、物质贫困的人物，是特定历史结构中的产物，也是时代强音的表现”[12]。路遥以孙少平、孙少安、孙兰香，以及金波等人的生活选择和命运变化，意图总体性地呈现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村普通青年的生活创造及其可能。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因此不仅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同时也具有更为广阔的时代意涵。他们是时代之子，也是在时代和现实提供的诸种可能之中勉力完成个人基于时代生活的自我创造。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创作的要义之一。而究竟何样一种人物可以成为典型，不同时期作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苏契科夫所论，在某些理论家看来，“遵循典型化的原则仿佛会束缚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并且导致硬给艺术提出如何刻画主人公形象的刻板要求”。唯一可以作为尺度的，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思想观照和艺术概括。“不言而喻，如果类似的要求在某个场合发生了，那么它们就会招致形象在审美方面的缺陷，因为艺术典型是不可能像何蒙古鲁士在曲颈瓶中那样虚构和制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必须在生活中发现、观察，为此就必须熟悉生活，必须让艺术研究社会生活和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13]基于同样的考虑，路遥不仅在为《平凡的世界》作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尽可能系统、全面、充分地了解作品所涉及的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面貌，既有基于总体性的宏阔的时代观察，也有围绕未来的核心人物展开的生活细部的深入了解，与此同时，他还再度进入原本熟悉的生活，希望彻底融入生活的整体氛围中，为此后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的艺术创造奠定坚实基础。如他所言，“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而为了充分、深入地展开作品所要描绘的生活的复杂状态，“ 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作出哲学判断（即使不正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14]。这是作家基于自身的生活和生命经验作出的判断和选择。这种选择也从多个层面上决定了作品所敞开的世界的价值偏好，也决定了其审美追求的基本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路遥重读《红楼梦》和《创业史》，重新梳理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文学界诸种流派的价值及其局限，再度对即将展开的写作所关联的历史、现实作整体性的思考和判断，进而为他即将倾心、倾情描绘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选择最佳的表现形式。因为，在他看来，艺术形式绝非叙述或文字表达这般简单，它在根本意义上，与作家的世界观、作家的精神追求，以及他对文学的根本理解密不可分。基于此，路遥对他“决定以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的种种考量的细致说明，也就包含着不限于艺术手法选择的重要的观念和精神意义。 [15]
三、赓续和发展现实主义传统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路遥与同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甚至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便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一样，初步完成了对既往文学观念的自省和对新的观念的重构。不同于大多数作家所选择的完全“剥离”的态度，路遥的重构就其根本而言，乃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延安文艺传统的赓续与发展。[16]他对接续延安文艺传统的柳青的《创业史》的熟悉，对柳青的文学观念和文学遗产的意义的总体考虑，以及对自身生活经验和艺术积累的充分考量，使得他意图在新的现实语境中赓续和发展延安文艺传统。此种创作追求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现实语境中，已有“反潮流”的意味。路遥对此无疑有极深的洞见。《平凡的世界》在此后30余年间所面临的文学史评价的起伏，根本原因或在此处。但即便洞见了时代潮流的变化，也明白以作品“反潮流”所可能遭遇的风险，路遥仍然选择以“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平凡的世界》，乃是出于他对文学与时代、生活和读者关系的更为宽阔的理解。
如把文学不仅仅理解为个人情感自我表达的需求，而且还认识到其蕴含着更为开阔的时代责任，就不会被一时期的潮流裹挟而去。这也是即便在现代主义以其几乎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影响甚至形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诸多作家的文学观念时，仍有作家（不仅是路遥）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在为《平凡的世界》作写作的准备时，促使路遥作出此种选择的原因有二：一是彼时学习甚至模仿现代派小说的作品大多并无基于个人经验的独特创造，虽有文学观念和审美表达方式调适的意味，但并不能真正实现和普通读者的沟通。如今看来，路遥30年前的这种判断似乎有着某种超前性质。此外，对现代主义思想和艺术经验之于当代生活的适切性，路遥亦有基于个人生活和艺术经验的洞见，“任何一种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根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种种现代主义流派的产生，虽有大致相同的总体原因，必然亦有与特定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联。简单的模仿甚至照搬，很难产生独具意义的艺术创造。从对当代生活的关切到对地域历史的观照，也是路遥在柳青的启发之下作出的题材和视野的调适，虽因种种现实缘由，路遥的历史叙述并未展开，但同时代，也几乎与路遥共享同一种观念和生活资源的陈忠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转向，可以用来参照理解路遥彼时的写作选择及其可能敞开的文本世界的历史向度。[ 17 ]
坚持现实主义的前述缘由已颇为充分，但在路遥看来，还应考虑大众阅读的偏好问题。“考查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大众仍然喜爱的作品，无论它采用的是何种表达方式，都说明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时值“新大众文艺”如火如荼的时代，重温路遥30余年前的这些判断，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大多是与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孙少安、金波、田润生、郝红梅一样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未必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也未必有长时间的艺术创造积累功夫，但他们皆有在广阔的生活世界中摸爬滚打的具身经验，有他们可能尚未被文学看见和表达的毛茸茸的生活质感，有他们他人无法取代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丰富、鲜活的生活经验可以呈现出现实更为开阔的面向。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被认为是“过时”的创作手法创作的《平凡的世界》虽在评论家和文学史家那里存在着评价的分歧，但该作品在读者群中持续多年的影响力也足以说明路遥彼时判断的合理性和超前价值。
从《早晨从中午开始》发表至今30余年间文学和理论观念的变化论，可知路遥所阐发的关于时代、生活和艺术变化的思考皆有一定的前瞻性。在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中理解和处理广阔的时代生活，已是当前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密切关注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命运，书写他们的心理、情感更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征。最为重要的还在于，以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传统为核心，吸纳多种文学经验，开启现实主义的新境界，更是当下文学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学的重点所在。以“第二个结合”为思想指导，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开现实主义与中国古典思想、文学、艺术关系的新境界，已是新时代文学的主潮。凡此种种，皆说明充分阐释路遥的文学遗产之于当下创作的重要意义。而在阐释甚或重解的过程中，《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触及的重要问题以及路遥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应，仍是需要不断思考和讨论的重要切入点。
（作者单位为陕西省社科联）
参考文献
［1］ 杨辉：《作为批评和美学文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 兼论路遥的文学观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载《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2］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3］ 陕北地域文化、自然风物对路遥文学观念和创作的影响也颇为重要。可参见杨艺村：《抒情的乡村与动荡的原野——论〈人生〉与〈浮躁〉的返乡叙事模型》，载《小说评论》2025年第2期。
［4］ 由此延伸的问题颇为重要，可参见李彦姝：《从〈早晨从中午开始〉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难度及价值》，载《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
［5］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6］ 陈思：《〈平凡的世界〉的社会史考辨：逻辑与问题》，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7］ 杨辉：《“未竟”的创造：〈创业史〉与当代文学中的“风景政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1期。
［8］ 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可参见郜元宝：《城乡融合时代的底层悲欢——当代陕西文脉中的陈彦小说》，载《小说评论》2024年第1期。
［9］ 对此问题的深入分析，可参见杨辉：《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陈彦兼及现实主义赓续的若干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10］ 常青：《城乡叙事中的致富经与众生相——评〈日久天长〉》，载《小说评论》2024年第6期。
［11］ 王天然：《逃离语境与精神重建——评丁小龙〈空相〉》，载《小说评论》2024年第4期。
［12］ 项静：《〈活着〉的读者接受与当代中国的情感结构》，载《小说评论》2023年第6期。
［13］ ［苏］苏契科夫：《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载《现代文艺理论评丛》1965年第5期。［法］罗杰·加洛蒂著，吴岳添译：《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5］ 对此关涉的重要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参见杨辉：《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
［16］ 杨辉：《路遥文学的“常”与“ 变” —— 从“〈山花〉时期”而来》，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17］ 对此问题，张均有基于丰富史料的极为深入的分析。参见张均：《从〈灞河怒潮〉到〈白鹿原〉 ——观察当代文学变迁的一个角度》，载《小说评论》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