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16日下午，由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陕西省考古学会主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承办的“2025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在西安揭晓。经过全国25名权威专家评审、无记名投票等环节，最终选出6个项目，分别为：渭南蒋家遗址、咸阳淳化罗家河遗址、宝鸡凤县梁鹿坪遗址、秦阿房宫前殿遗址、榆林靖边统万城遗址、西安百花村北周成夫人墓。此外，渭南富平永安遗址、西安灞桥张家坡墓地、隋唐长安城东市遗址等3个考古项目入围。

　　渭南蒋家遗址：经过统一规划营建的仰韶时代大型聚落
    渭南蒋家遗址出土的人面像陶器

　　蒋家遗址位于渭南市临渭区向阳街道蒋家村东，是一处面积较大的仰韶时期聚落。该聚落营建经过统一规划，内部大型房址、陶窑、墓葬等要素齐全。主体遗存为庙底沟文化。考古人员在该遗址清理了房址、灰坑、陶窑等遗迹近1100处，出土了以陶塑人面像为代表的一批陶器、石器和骨器等遗物。
　　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次之。纹饰以素面居多，其次为绳纹、线纹、附加堆纹。彩陶数量较多，以黑彩、褐彩为主，彩陶纹样常见勾连回旋纹、弧线纹、西阴纹、圆点纹及简化鱼纹等，还发现了少量的白衣彩陶。
　　从文化因素角度看，这批文物显示出该地与周边区域保持着密切联系，为讨论当时跨区域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宝贵材料。目前，该考古项目已开展包括碳十四测年、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制陶手工业生产等综合研究。其中，动植物考古方面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仰韶中期蒋家遗址所处的气候适宜，遗址周围有大面积的森林、水域、灌丛和草原，生业形态属较典型的旱作农业生产，农作物结构以粟为主，黍次之，兼有少量水稻。动物考古初步统计分析显示：蒋家先民的肉食来源主要为家猪饲养，辅以捕猎。
　　蒋家遗址规模巨大，出土遗存丰富。该遗址的考古工作，为探讨庙底沟文化起源、聚落形态发展演变、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新材料。

　　咸阳淳化罗家河遗址：泾河流域的一处专业化仓储基地
    罗家河遗址鸟首形器盖

　　罗家河遗址位于咸阳市淳化县十里塬镇罗家河村，坐落在泾河河谷内一处较为开阔的台地上，三面环水，仅东北侧与黄土台塬相连。2022年3月至2025年9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罗家河遗址实施了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前期考古调查及考古勘探，确认该遗址总面积约为5万平方米。此次发掘区位于遗址的中心区域，发掘面积约1.4万平方米，共发掘清理灰坑、房址、窑址、墙基、灰沟等各类遗迹1068处，已经修复整理的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玉器等各类遗物共计1002件，出土遗物丰富，时代特征鲜明。通过对发现的各类遗迹和出土遗物特征的分析判断，同时结合科技考古的测年结果，考古人员初步判定该遗址文化内涵为龙山时代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
　　该考古项目的关键发现是17座储粮仓窖，总容积约390立方米，据此估算可储存的粟的总重量约300吨。它们大多分布于遗址中部，形制规整，平面为圆形或椭圆形，坑壁有加工痕迹，底部平整，坑口均附带操作坑。个别仓窖底部发现有碳化粟、黍及与之相关的黍秸秆编织物。罗家河遗址的储粮设施体量庞大，远超聚落本身的粮食生产能力，遗址也未发现墓葬，结合三面环水的地理环境，表明它并非普通的史前农业聚落，而是一处专业化仓储基地。遗址临近泾河，也暗示粮食的运输可能主要依赖水运，而该遗址也可能承担着区域粮食集散与转运枢纽的功能。
　　罗家河遗址的发掘为泾河流域龙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材料，填补了该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对探讨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文化互动具有重要意义。这里可能是中国早期国家起源阶段以粮食仓储为目的建立的小型聚落。这种以粮食储存与管理为核心功能的专业化聚落的出现，反映了史前社会在资源控制、区域协作方面的重大进展，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实证。

　　宝鸡凤县梁鹿坪遗址：为研究早期的“周道”提供有力支撑
宝鸡凤县梁鹿坪遗址出土的器物

　　梁鹿坪遗址位于宝鸡市凤县凤州镇梁鹿坪村，地处秦岭南麓嘉陵江与安河交汇处的台地上。该遗址最重要的发掘意义是它所在的位置，西距凤州古城900米，是陈仓道、连云栈道在宝鸡境内的重要节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对梁鹿坪遗址东部区域进行重点勘探，共发现竖穴土坑墓、洞室墓102座，时代包括先周、战国、唐宋等，其中以战国墓为主。在遗址南部的安河北岸二级台地断崖处发现遗迹10处，其中M2、M3推测为先周墓葬，或将故道开辟利用时代前推至商周之际，为研究早期的“周道”提供了有力支撑。（早在先秦时期，西周王朝为实现对广阔疆域的有效统治，便已构建了连接王都和四方边域的道路交通网络，这些道路在《诗经》等周代文献中被称为“周道”。 ）
　　在梁鹿坪遗址东部，考古人员共发掘墓葬21座，清理了包括新石器、商周及战国时期的各类遗存。仰韶时期遗存分布集中，发掘区内遗迹关系复杂，已揭露房址12座、灰坑60座，灰坑内出土的陶片可辨器型有罐、钵、碗等。在发掘区东部勘探发现一条壕沟，初步判断应为聚落环壕。
　　通过对梁鹿坪遗址的阶段性发掘可知，该遗址时代延续性较长，包含北首岭下层、仰韶、商周、秦汉等不同时期遗存，且部分遗物兼具南北风格。因此，它的发掘对于探讨新石器时代秦岭南北文化交流通道、商周之际蜀道的形成过程，以及秦汉以后蜀道演变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阿房宫前殿遗址：阿房宫的营建地曾是一大面积的“水池”或湖泊
TG20南段—阿房宫台基夯土南缘及版筑柱洞（南—北）

　　阿房宫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开始在渭南上林苑中选址营建的秦帝国朝宫。据记载，随着秦的二世而亡，阿房宫营建被迫终止，即文献所载“阿房宫未成”。
　　2025年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阿房宫台基中部偏东，原聚驾庄村的村庄内拆迁区中择点开展考古发掘。通过发掘，在发掘探沟南段的北部清理出阿房宫夯土台基南缘立面，在南缘立面以南发现疑与夯筑台基相关的立柱等遗存。
　　经2025年发掘确定，在营建阿房宫之前，这里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水池”或湖泊，高大的阿房宫夯土台基建设于湖底淤泥之上。据前期勘探，在阿房宫台基以西、以北和以南的大部分基本不见淤土，以东虽受现在建筑影响无法勘探，但从既有了解看，在阿房宫台基之外不远同样不见淤土。
　　从发掘情况看，阿房宫台基下不同位置的淤泥残存厚度基本相同，表明在阿房宫营建前排干“池水”后，先对“池底”淤泥采取过“同厚”处置，对“ 水池”中心较深、淤泥较厚的地方开展“清淤”工作，在靠池边处淤泥较薄处“清淤”工作较少，形成由外向内逐渐深下的台基“基槽”，靠缘处较浅、近中心处较深，后期淤泥之上夯打的夯土厚度则中间明显较厚而边缘略薄。
　　“阿房宫的选址是秦始皇的意愿，秦始皇在修筑统一帝国的都城时，不会有城墙了。此次发掘的台基有50多万平方米的范围，根据我们测算，和故宫紫禁城的大小差不多。目前关于阿房宫的文献记载不多，我们也期待出土更多的文献，来让我们的考古发掘成果有相关印证。”该考古项目负责人刘瑞介绍说。
　　阿房宫前殿遗址的发掘，为进一步开展阿房宫形制等问题研究提供了准确资料，还确认了阿房宫台基的营造顺序、施工细节，是战国秦汉大型高台建筑营建技术的突破性发现，而通过发掘确认的阿房宫营建于原有水“池”之上的选址特点，对阿房宫营建和统一秦帝国都城规划理念等问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榆林靖边统万城遗址：首次发现“大夏”最为独特的“交错叠夯”技术
    统万城西城南垣（自东向西）

　　统万城遗址位于榆林市靖边县红墩界镇北部，北侧紧邻毛乌素沙地，最早由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修建，419年建成，是大夏都城。城址主要由东城、西城和外郭城组成。西城和外郭城当为大夏所筑，东城紧邻西城东墙而建，应晚于西城。
　　为了解统万城西城布局和沿革，2025年，考古人员选择西城南门及瓮城进行发掘。根据文献记载，大夏称南门为“朝宋门”。现存西城南门和瓮城保存较完整，墙体夯层明显，厚度较平均。南墙、瓮城发现多处补筑夯土，质量稍差。
　　考古人员通过解剖发现，西城南墙和瓮城墙均有地下基础，基槽内壁为生土，外壁情况复杂，南部用夯土砌筑台基后，再开挖基槽。基槽剖面呈倒梯形。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墙体从基础开始，夯土存在交错叠压夯筑现象，极大地加强了西城墙体的整体性。
　　该考古项目搞清了统万城西城南门及瓮城的基本形制和修建关系。首次发现了“大夏”最为独特的夯筑工艺，即“交错叠夯”技术，同时兼用纴木、夹筋等多种夯筑方式，加强了建筑的坚固程度，为我国都城营建史提供了一个特殊案例。通过对墙基的关键性解剖，发现西城南墙和南门瓮城墙体均有地下基础，修正了以往认为统万城平地起夯的认识。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南门墩台两侧及瓮城东门、瓮城墙体有多期修补加固迹象，为判断瓮城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西安百花村北周成夫人墓：展现北周石雕技术的高超水准与装饰艺术的审美取向
    北周成夫人墓幞头俑

    北周成夫人墓绿釉陶罐

　　西安北郊百花村北周成夫人墓，是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抢救性发掘的重要的北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该墓葬的发现，是继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大明宫炕底寨发现北周安伽墓、2003—200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院在北郊井上村发现北周史君墓、康业墓之后，又一座北周时期高等级石葬具墓葬。
　　据项目负责人高博介绍，该墓葬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墓室置一座房型石椁，造型精美，装饰图像丰富，以减地平钑为主，局部施彩绘、贴金，图像内容以牛车鞍马图为主要表现题材，左右配以飞天乘龙、仙人御虎等升仙主题。该石椁将雕刻、彩绘、贴金工艺融为一体，展现了北周时期石雕技术的高超水准与装饰艺术的审美取向，是研究北朝晚期手工业技术与艺术风格的重要实物资料。
　　“该墓葬为明确纪年的女性贵族，出土墓志清晰记载墓主为‘伏波将军张延茂母成夫人’，下葬年代为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属于北周晚期明确可考的纪年墓葬。这进一步完善了北周时期长安城周边高等级贵族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体系。 ”
　　从出土陶俑来看，所随葬陶俑并非关中地区西魏北周时期常见的单模平背陶俑，而是东魏北齐地区较为流行的合模陶俑，这反映出北周灭亡北齐后，对其丧葬文化的吸收。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梁飞燕 任俊丞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