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年，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捉迷藏一样，一定年数后，每逢春节，就露出了自己的模样，引起思绪万千。
　　那时候，物质虽然十分匮乏，但年味浓。孩子们都盼望着快快过年，只有过年时，爆米花的人才会来到村里，才能吃上好吃的江米条和白馍夹肉片，还有新衣服和压岁钱。
　　那时候，父母在“过年就是过孩子”的意念下，对我和弟弟十分宽容，只要不是特别过分，我们提出的愿望都是可以实现的。比如买个气球或炮仗，掏钱摸一下来村里耍猴人怀里的猴头。小的错误和过失，过年期间都可以忽略不计。尤其大年初一，是新年的第一天，大人不训斥孩子，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腊八过了就是年。腊月初七晚上，母亲就开始在家里找豆子，准备着第二天的腊八粥。那时，同学间互相比较，谁家的腊八粥豆子品类多，就证明谁家的日子好过。母亲生怕我落后，便提前搜罗出各种豆子，丰富着腊八粥的内容。
　　腊八和年虽然隔着二十多天的时间，但看到赶集的人多了，父亲也就着了急，便开始扫窑，磨面，然后，到了年跟前，再买纸，割肉，装碗子，炸果子。
　　过年磨面，我家比平时要讲究许多，往往是先将麦子收拾干净，有些年，都是用水洗过，又晾干。收面时，也比平时收得少，将90粉变成了75粉，数字越小，收的面越精，面就越白，不管蒸馍还是擀面，都是又白又筋，口感极好。
　　到了腊月廿七八，开始蒸馍时，这些面粉便成了主角。我家每年都要蒸五六锅馍，一锅子可以摞五六层篦子，从早上一直蒸到下午。除了蒸过年时自家要吃的馍以外，还要蒸走亲戚时拿的馍、给亲戚来家拜年时回的馍，一去一回的，大概正月十五前，家里都不再蒸馍了。那时的渭北农村，日子普遍贫寒，没有现在点心水果补品之类的年货，家家户户拜年走亲戚，拿的回的都是馍。
　　这些馍里，我最喜欢的是大年初一吃的馄饨馍。馄饨馍要按家里的人口来蒸，家里几口人，就蒸几个，其外表有旋花，里面包着寓意“福”的麸子、寓意“财”的硬币等物。
　　除夕夜，老家不像现在的许多地方，都是全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而是吃长长的擀面条，称为“吃钱串子”。富裕些的家庭，再佐以糕点麻花之类的食品。对联贴好，放了鞭炮，祭献过土地爷灶神和自家影以后，全家人才可以坐在一起，吃着钱串子和其他茶果，聊着闲话，一派灯火可亲、团圆美好的景象。一毛两毛的压岁钱，父母白天早早给了，只等着睡觉时压在枕头底下。晚上睡前，希望明天赶快到来，希望天亮出去玩时和同伴一起显摆压岁钱，希望压岁钱可以多买些好吃好玩的，梦中都笑出了声。
　　无限憧憬中，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新年来了。母亲叫我们起来吃饺子，说拜年的就要来了。
　　大年初一，本家以男性晚辈组成的拜年大军，由年龄大的组织带队，按长辈的大小顺序，一家一家去拜年。我们是个大家族，男性晚辈有九人，他们浩浩荡荡每到一家，作揖下跪，众口说着拜年的话，先拜已经挂起来的祖先的影，然后再拜长辈，等拜完年，才在被拜长辈的邀请下坐定，在主人提前准备好的花生瓜子糖果碟里，随便抓几个吃吃，再说几句吉祥话，但往往不等坐稳了，就得起身赶往下一家了。等这些拜年大军来过了我家，弟弟也拜年回来后，我们才开始吃午饭。这时，年前蒸的馄饨馍隆重登场，记忆中，我吃的较多的是包有麸子的馄饨馍，因此，父母常说我是有福的人。据说这种馍具有浑全圆满的寓意，如果家里有人初一这天不在家的话，他的母亲就会把这个属于他的馄饨馍晾晒起来，等他回家后再吃。命运的暗示，给了我积极的力量，使我成了有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