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末，由臧连荣、许若谷联合执导，刘威葳、段奥娟领衔主演的剧情片《岁岁平安》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该片以“为子治病”为引展开叙事，母亲李玫为给白血病儿子“平安”寻找骨髓配型，回到重庆找到十多年前被送走的女儿岁岁，并以“姑妈”的身份靠近她，最终引发了一场关于血缘、伦理与性别结构的多重对峙。
　　影片并未止步于个体悲剧的情感渲染，而是通过叙事设置、人物关系与视听表达的层层推进，将私人抉择不断指向更深层的社会结构问题，使得影片的叙事得以从不同层面展开。
　　叙事的遮蔽：性别偏见的正当化机制
　　从叙事层面看，《岁岁平安》并非简单的母亲求女救子的故事，而是呈现出一种被制度与传统反复塑造的必然结果。从父母抛弃女儿时的眼泪与挣扎，到以姐弟名字命名的家族照相馆，再到为子治病这一无可指摘的动机，故事的逐步展开看似是一场单纯的家庭悲剧，实则是一套被反复合理化的选择逻辑。正是在这一叙事的铺陈下，性别偏见才以“不得已”的形式完成自我遮蔽。
　　但影片的推进本身即构成对这种遮蔽机制的深刻反诘：若是真的爱女儿，为何十余年从未寻找和探望？只有当家庭危机来临时，岁岁才被重新“召回”，不是作为女儿这一主体身份被重新承认，而是作为一种（血缘）资源被关注。这也使片名中的“平安”具有一种讽刺性，它指向的不是每个孩子的平安，而是父权谱系得以延续的平安。
　　母职的异化：父权结构中的女性觉醒
　　当性别偏见的遮蔽结构开始运作，人物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入彼此对立又相互纠缠的处境之中，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影片的人物复杂性得以显现。
　　在对李玫与岁岁关系的书写中，影片摒弃了简单的道德划分。李玫既是父权秩序的执行者，又是其受害者。岁岁对母亲的抗拒与犹疑，既源于被抛弃的创伤记忆，又包含对再次被剥夺的本能警惕。母女之间反复出现的靠近与撕裂，使“血缘”不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成为需要被重新审视的关系前提。
　　作为关键矛盾体，李玫的愧疚与求生本能交织。在这一过程中，其母职角色被异化为对女儿施压的工具，其道德立场也发生了策略性的滑移：从试探性地照料、以“姑妈”身份试图建立亲密关系，到劝说受阻后迅速转入情感勒索，甚至通过校园张贴标语，将私人债务转化为公共审判，使母职逐渐异化为施压工具。
　　岁岁则承担着“被抛弃者如何重构主体性”的叙事功能。她对权威的顶撞、对规则的反抗与对“家”的不信任，与其说是性格叛逆，不如说是创伤外化后的生存策略。影片也并未让她的成长落入廉价的原谅逻辑，而是通过“救与不救”的伦理抉择，鲜明地体现了岁岁作为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救，是出于善良与拒绝自我惩罚；离开，是对迟来亲情的非全盘性接收。
　　影像的伦理：空间与光影中的情感延宕
　　叙事与人物所积累的压迫感，最终被转译为可见、可感的空间与光影结构，使情绪在无声处持续发酵。影片大量运用空间阻隔、光影反差与镜头距离，来呈现人物之间“想靠近却无法真正抵达”的状态：车窗、走廊、门框与反光面反复出现，使亲情始终处于被分隔、被延宕的视觉结构之中。而在少数被柔光包裹的时刻——粉色石膏、棉花糖、哼唱的旋律——情感短暂流动，却也因此更显脆弱。这种克制而含蓄的视听表达，使影片的伦理困境不通过说教完成，而是在观看过程中缓慢沉积。
　　影片的两个情绪高潮刻画得尤为深刻：其一是大巴车上真相被揭的高潮段落，通过封闭空间与群体凝视，把“身份—羞耻—暴露”的链条推向极致，岁岁从抗拒到茫然的表演展现了“被工具化”的二次创伤。其二是隧道摩托车段落，实现了情绪上从沉重压抑到短暂治愈的转变，老刘的泪与笑重叠在同一瞬间，像是创伤间隙里的喘息。这种强烈对比使影片情绪曲线更加鲜明，让观众离场后依然能清晰记得那一刻的重量与温度。
　　片名《岁岁平安》所指并非对旧秩序屈从下的“平安”，而是劫波渡尽后，每个个体学会放下执念，不再用旧日伤害惩罚自己，方能真正抵达的内心和解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