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 《蕉荫垂碧露》 纸本设色 248cm×65cm 2025年

刘星 《牵牛秋韵》 纸本设色 180cm×49cm 2025年

刘星 《蕉荫垂碧露》 纸本设色 248cm×65cm 2025年

刘星 《幽静的荷塘》 纸本水墨 70cm×45cm 2024年

刘星 《红裳千子抱玉粒》 纸本设色 129cm×124cm 2025年


　　靳尚谊先生观览中央美术学院2024届毕业作品展时，见大写意作品寥寥，小写意亦不多见，不禁慨叹：“国画系怎么成这样了？”此番言论在美术界引发广泛反响，其深层意义远超对单一教学单位的反思，实则叩问了当代中国画坛一个根本性命题：写意精神何处寻？
　　写意绘画之精髓，在于以笔墨“写”出胸中丘壑。此“意”之中，熔铸了画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与艺术观；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的哲学思辨；更直接体现为中国画首要美学准则——“气韵生动”。而这一切，皆需建立在深厚的笔墨功底与书法修养之上，经由长期严格训练与学养积累方能达成。
　　除对画家个体的极高要求外，时代语境与现实生态亦对写意绘画的承续构成严峻挑战。美术学院教育侧重就业导向，工笔画因技法体系相对明晰、易于适应各类展览评审机制与大众审美，成为更稳妥的谋生与晋身之选，此乃不争事实。画家刘星坦言，其多年艺术实践深有体悟，认为坚持写意者需具“殉道者”之志，不畏独行，不惧寂寥，当有徐悲鸿所言“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胆魄。然艺术史上，真正的开拓者从来稀见。
　　然“稀见”并非“未见”，更非成就平庸之托词。纵观中国画发展脉络，写意精神始终薪火相传，代不乏人。在传统文化沃土陕西，自石鲁以降，王子武、江文湛、陈子林、陈忠志、张之光、王金岭诸家接续探索，将大写意绘画推至新境，成就昭然。而在更年轻一代中，刘星正是其中卓然挺立的代表。数十年来，他笃志不移，潜心于写意花鸟创作，其今日所臻之境界，置于当代全国画坛审视，已可与前辈方家比肩而论，赓续并光大了这一悠久传统。
　  关于刘星的艺术积淀
　　刘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现任陕西省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陕西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并受聘多所高校任客座教授。他深入学习八大山人、齐白石、石鲁等巨匠之作，从笔墨语言与美学精神双重维度体悟写意本质，经数十年沉潜磨砺，终在当代大写意花鸟领域形成鲜明个人风格，获得业界广泛认可。
　　早在十多年前的作品研讨会上，著名画家崔振宽先生便预言：“刘星很有前途，作品有大家气象。”已故美术理论家梅墨生亦曾评价：“刘星之花鸟，工写兼备，色墨交融，格调脱俗，文人气息纯正，笔墨语言纯粹，堪称翘楚。”多年来，刘星耕耘不辍，艺事精进。其写意花鸟在笔墨质量、形象塑造、章法构成及书画印融合诸方面，皆实现跨越式提升，已具备与全国同道一流名家对话、切磋的实力与格局。
　　刘星大写意花鸟画的艺术特征与意趣
　　其一，空间构图的诗意营造。刘星善于经营画面空间，在虚实、疏密、开合间巧妙布局，使花鸟与景致浑然一体，营造出充满诗性张力的视觉场域。其作品尤为可贵之处，在于毫无拼凑模仿之迹，难以简单归溯某家某派。他将所学所悟全然“化”为己用，实现了对传统的内在转化。刘星笔下之荷，或三两枝清影，或满塘风动，于经营位置、笔墨挥洒、花叶形态乃至细节刻画方面，皆自有法度，最终在画意与精神层面承载当代人文情怀，既承续传统内核，又风貌自成，正所谓“如盐入水，体匿性存”。
　　其二，笔墨语言的精深表现。刘星精研笔墨，用笔遒劲传神，用墨酣畅淋漓，设色清雅明快，气息典雅纯正，于同代画家中尤为突出。其善将笔墨表现力推向极致，生动传达物象之生机与神韵。所作水墨牡丹、玉兰、大丽花、蜀葵等，皆笔精墨妙，格调超逸，可视为其笔墨成就之佐证。
　　其三，形象塑造的写意性升华。刘星作品中的花鸟形象生动鲜活，兼具写实之精微与写意之概括，赋予了画面强烈的生命感与艺术感染力。这与其重视白描写生密切相关。
　  探寻刘星大写意花鸟画的创新维度
　　大写意之妙境，贵在“写”而出之，是画家性情、学养与瞬间感悟的自然流淌，是才情长期积淀的薄发，因而更具艺术的生动性与生命力。
　　首先，是笔墨语言的现代性转化。刘星在深植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大胆融入现代审美元素。其多年潜心北碑书法，线条质感苍劲雄浑，笔力扛鼎。作品中既见传统笔墨的浓淡枯湿、洇晕点染之妙，亦有机融汇当代构成中的块面、线条等视觉要素，二者相得益彰，形成了既传统又现代的笔墨语汇，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与时代气息，展现出构建写意花鸟新范式之抱负。
　　其次，在于意境营造的诗性追求。刘星注重画面意境的深邃营造，其作不仅是对自然物象的描绘，而且是对生命与自然的哲学观照与诗性表达。因其自幼浸淫古典文学，深谙诗文之道，故常在作品中追求“画中有诗”的至高境界。如《月季花的新芽》之生机盎然，《桂生高岭》之清雅高洁，《秋高图》中牵牛花之昂然向上，《美人蕉兮魂所系》之绚烂灿然，《芙蓉花开》之“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的韵致，皆诗意盎然、文心流溢。
　　再次，体现为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刘星的大写意花鸟画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他扎根传统经典，同时以开放心态吸纳现代艺术观念，使作品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包容性。其画中题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诗词俚语、家常哲思皆可入画；书法则篆、隶、楷、行诸体兼善，与画面相得益彰。这不仅反映了其在书法领域的深厚功力，而且彰显了书法笔意对其写意绘画的深层滋养。崔振宽先生早年所言“刘星书法下这么大功夫，画一定会很好”，于此得到充分验证。诗、书、画、印在刘星作品中相辅相成，形成独特的“刘氏风貌”，有效延续并光大了中国画融通诸艺的文脉传统。
　　总而言之，刘星的大写意花鸟画以鲜明的个人风格、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自觉的现代意识，成为当代国画领域的重要作品。其作品在承续写意精神正脉的同时，勇于探索新的语言形式与精神表达，为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实践案例。在写意精神式微的当代语境中，刘星的艺术坚持与成就，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典范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教师报》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