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柯鲁克    受访者供图

　　十月的北外校园颇为宁静，夜霜未消，湿叶铺地。各个大学热衷于宣传占地面积、校园绿化以及由财力雄厚的校友们捐赠的纪念碑。教职工公寓的外观总是惊人的相似。同一年代建立的校园，其建筑规划也大致相同。校园里最为常见的是五六层高的赫鲁晓夫楼。我居住的公寓楼在三省之外，距此九百公里。但与眼前这栋楼一样，楼梯是混凝土构造，结构性栏杆结实厚重，但没有眼前这栋楼墙面上的油漆划痕。
　　“柯鲁克夫人，您在这栋楼住了多久了？”
　　她的回答仍带着明显的加拿大口音，不是为摆脱南方口音的年轻人的拿腔拿调，而是安大略省东部小镇人特有的柔和与礼貌。“我记得这栋楼建于1954年。虽然古旧，但我们在这住得很好。”
　　“但你和父亲带我们出国旅行时把它租出去了。”她的儿子突然说道。
　　“是的，我们去加拿大探亲游历时，秦乃瑞两口子借住过一阵子。他说他之前每天来北外上课都得骑自行车。”1957至1958年那会儿，他在北外进修汉语，当年还很“年轻”；如若尚在，也该是耄耋之年了。
　　拜访伊莎白·柯鲁克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她已103岁，常被称作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外籍教师”。我与她的次子柯马凯虽相识多年，但由于我性格内向，且在京的时间有限，使得对柯鲁克的采访迟迟未能成行。在高铁上，我重读了她丈夫戴维·柯鲁克的自传，查阅了大量“国际友人”研究文献，我更加惊叹于这对夫妇接受采访的次数之多。采访者中不仅有记者，还有他们的仰慕者。
　　为我们沏茶的是伊莎白的孙子尼基。他即将重返伦敦，继续他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住院医师工作。保姆也在忙前忙后。她也跟尼基一样亲切、恭敬地称呼伊莎白为“奶奶”。
　　“迈克（柯马凯的昵称）跟我说你会过来。你在西安教书，对吧？”她问道。
　　“是的，我在同一所大学从教将近十年。不过，比起您和柯鲁克先生的在华从教时长，我的不值一提。”
　　柯鲁克夫妇是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的创始成员，该学院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1948年，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在北京郊外乡村正式成立。其前身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张家口的洞穴中举办的外语培训班。柯鲁克夫妇是第一批授课的外籍英语教师。他们的同事白蒂·葛兰恒来自华盛顿州，其父是建筑师，曾在上海开设事务所。葛兰恒精通双语，在战争期间非常活跃，曾报道过日本在华东地区的暴行。1951年初，她于北京去世，将个人手稿都留给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爱泼斯坦将部分文章翻译成中文并出版。《生活》杂志也曾刊登过缅怀葛兰恒的文章。后来加入的还有英国记者玛格丽特·特纳和美国记者伯莎·斯内克。
　　“那是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时代，”柯鲁克夫人继续讲道，“一开始我们连间像样的教室都没有，但大家求知若渴。几年后，当我们先有了唱片机，接着又有了录音机，我们觉得社会发展得太快了。如今，你们有了电脑，能做的事就更多了。”
　　根据戴维关于学院创立的记录可知，1949年春，当通知要将学校迁往北京西郊时，学院共有学生35名、教员6名以及后勤人员6名。师生们徒步250公里，到达新校址。那里曾是使馆旧址，所有可移动物品均已腾空，师生们只能坐在折叠军用凳上上课。
　　“多媒体技术确实对教学有帮助，这点毋庸置疑，”我讲道，“几年前，学生们用的是类似袖珍计算器的小型电子词典。如今，他们用的是智能手机，老师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课堂上搞什么名堂。”
　　“难以想象。”
　　“我对地理方位和空间距离不太敏感，”我继续说道，“至少对陕西省以外的地方认知不佳。不过，前天乘火车北上时，我能感到火车应该是距离您的‘老家’十里店越来越近。”
　　“哦，真的吗？你去过那里吗？有时间我真想再回去看看。那里的人们多好啊，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总是竭尽所能。”她那双蓝灰色的眼睛在回忆往事时是那样的炯炯有神。此刻，我才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她身上的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感伤不外露，二是专注当下或未来。显然，她绝不会因身体酸痛或精力衰退而怨声载道。毕竟，当年她可是怀着身孕就踏上徒步迁校之旅的，甚至于1949年10月1日，在孕晚期之时，她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站立数小时。即便时隔70载，她的身板依旧硬朗。哪怕是来西安旅游，也不在话下。
　　柯鲁克夫妇进入北外任教的经历颇为曲折，这一切都源于伊莎白对人类学的兴趣。作为在川传教士之女，她在大萧条时期回到多伦多攻读心理学与人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归国后，她先后在理县的嘉绒藏族、汉源县的彝族以及璧山区大兴镇进行田野调查。然而，爱神的降临与战争的变故，使她的学术追求被迫搁浅。
　　伊莎白在志愿代课时遇见了她后来的丈夫。那堂课原本由她的姐姐朱莉娅执教。18岁起，戴维的职业生涯便充满了变数：他离开伦敦中产犹太家庭游历欧洲；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还当过皮草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36—1939）时的国际纵队；后来，又以在圣约翰大学任教为由，在上海监视托洛茨基分子。那时，对外他已是共产主义者。
　　伊莎白也开始质疑自小信奉的信仰，逐渐接纳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他们恋爱初期，戴维便宣告自己已准备好再度投身反法西斯斗争。两人返回伦敦完婚后，他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执行远东空袭任务；伊莎白则进入军火工厂工作，随后加入了加拿大武装部队。
　　“我正在读您的《十里店》，”我告诉她，“今年夏天我在查令十字街的一家地下书店淘到一本不错的二手书，才五英镑。您以前在伦敦的书店工作过，对吧？”
　　“是的，是在战争期间。那段岁月真是波澜起伏……我们很高兴能回到中国，但当时中国也处于一片混乱中……”
　　《十里店》是伊莎白重启研究后孕育多年的成果，是她和丈夫戴维智慧的结晶。在英国时，她就加入了共产党；而复员的戴维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英国共产党意识到，随着日本战败，战胜式微的国民党的胜算已呈几何形增长。因此，记录解放区土地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实施情况意义重大。1947年末，柯鲁克夫妇携伦敦党部开具的介绍信抵达河北南部的十里店。这片边境地区历经持续交火后，终于安静下来，这里正是数年前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与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活跃的晋冀鲁豫根据地。
　　十里店没有电力供应，就连戴维从外面带来的煤油灯，都是村民眼中的珍宝，因为他们平日只能用麻油灯。柯鲁克夫妇目睹的是一场伟大的“翻身”仗。通过实施《土地法》，打破封建枷锁，重塑民众公民身份。10年的历史进程被记录在他们的首部著作《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1959）。《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1979）则更侧重微观史研究，运用未公开的访谈资料，通过具体案例，剖析那些享受到“解放果实”（从地主恶霸手中没收的囤积物资）的人们以及那些拒绝割除“封建尾巴”的顽固分子。
　　机缘巧合，柯鲁克夫妇在河北的临时居留（原计划仅停留18个月）使他们被选定为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首选的英语教师。
　　此时，伊莎白的儿子迈克带着自己昔日的同事前来相见。伊莎白似乎从迈克的学生时代就认识这位同事。我们步行数百米前往校外餐厅，她徒步攀上台阶后，松松地攥着折叠轮椅的扶手。她那戴着小帽、裹着厚棉衣的孙女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尼基停下脚步调整了下摇晃的辅助轮。
　　作为餐厅的常客，店员对她格外恭敬。当服务员问：“‘老师’，您想喝点什么？”听到“老师”这样的称呼，我有点忍俊不禁，差点把茶喷出来，但强忍着笑意。她说：“来瓶啤酒就好。一两瓶就可以了，我们都喝点儿。”
　　饭后甜点是迈克的朋友带来的一箱猕猴桃。于是，餐厅切好的水果便派不上用场了。“猕猴桃是一个城郊合作社产的。”
　　这道甜点的到来显然令伊莎白非常满意。她整理了一下无袖夹克的翻领。领子上的三角徽章写着“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她已从北外的教职荣退，把精力都倾注于工合委员会的事务上。
　　继 20 世纪30 年代的工合先驱之后，陈翰笙、卢广绵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一直致力于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恢复重建工作。1983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终于通过批准得以正式重建。
　　为促进工合的良性发展，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于1987年恢复了在民政部的注册备案。其宗旨包括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社及其监管机构建立联系，向国外宣传中国合作社的工作，筹集资金和资源，扩大国内合作社的覆盖范围。艾黎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艾黎不久后去世，伊莎白和丈夫戴维便成了创始董事会成员。戴维与工合组织的渊源深厚，长达40载。早年在上海任教时，他就结识了工合的联合创始人海伦·福斯特·斯诺。1942年，在纽约又结识了更为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是海伦的丈夫，也是合作者。
　　1995年，由希拉里·克林顿担任主旨发言人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此时，伊莎白和吕宛如特别强调，要以此次大会为契机，鼓励妇女创办自己的合作社，并相互传授实用技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这项任务似乎显得尤为紧迫。新中国成立前，她在四川的成长经历让她体会到大男子主义在乡村的根深蒂固；千禧年之时，她亲眼目睹了一位成功的合作社领导陷入的两难困境：她的丈夫逼她做出选择，要么放弃合作社，要么放弃他。
　　恢复重建的工合成效显著。在夫妇二人共同推进的中国工合事业中，路易·艾黎、乔治·何克与蒲爱德同样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艾黎始终致力于工合的恢复与发展；何克的一生短暂，却极具影响力，他是艾黎在“培黎”教育理念上的合作者，曾担任工合组织西北地区的总干事；山东的蒲爱德领导的“工合美国促进会”的职责范畴与后来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具有承接与拓展关系。
　　他们与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一道，是我们讨论中国工业合作社时无法回避的核心人物。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发展，其名下的机构与海外联络处是持续维系中西友好交流的纽带。1987年后，先后成立的三处合作社试点选址亦饱含深意：有两处分别落在蒲爱德的故乡山东蓬莱市和邻近的龙口市；还有一处，则位于甘肃省山丹县。这座小城正是艾黎与何克1943年选定的培黎学校新址。三处合作社的选址绝非偶然，每一处都印刻着与这些国际友人并肩前行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