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主要居住生息于长江水系大渡河上游支流的班玛部落,部分地区宜于农耕,更是分出了八个部落。
这也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概括。自学生时代开始,曾长期在青海省学习和工作的藏学家陈庆英,他主编的《中国藏族部落》一书,更加权威翔实。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收集的大量资料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访问和参考相关藏汉文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按现今的行政区划为横断面,对藏族部落的分布和组织作了比较全面的简要阐述……这样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关于藏族部落的学术资料性专著,以前还未曾有过”。
陈先生已经仙逝,我和他有过两面之缘,交流不多,但从他一系列著作中,一直获益良多。
在该书中,关于昂欠本分出的昂欠曲多部落,陈庆英先生写出了更复杂的部落组织与关系的演变:“昂欠曲多部落内部又由几个小部落集团组成。”
那时昂欠曲多部落,父子传承,历经数代后,除了本部的繁衍,还有一些漂泊的小部落前来投靠,三代人之间就有郎部、岗巴部、潘孜部、达哇部等四个部落前来归顺。再往后,两三百年间,昂欠本已号称辖制有“六大部、十三中部、二十五小部”了。
我无意也无力在此详细追溯黄河上游草原的部落史。举这样的例子,是为了反映这一地区地理生态状况之外的人文历史。单有山水形势,只是地理,其间还有人类活动,地理也才因此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从打制石器,特别是制作陶器开始,就获得了创造新事物的能力。从有语言文字开始,又有了塑造记忆的能力。从记忆再进一步,汇聚梳理,就能构成科学的历史观,从中寻求意义,产生思想,人才使自己变得完整,才使自己看见的世界变得完整。
果洛一地,古代,不同的族群来来去去,消失又出现,出现又消失,都是纷纭传说,都是草灰蛇线。直到本世纪初,新千年到来之际的2000年,基于唯物史观的《果洛州藏族自治州志》才问世出版。距最初组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用了整整10年时间。
其开篇的大事记便对三果洛部落社会形成前,人类在此区域的活动进行了清晰梳理。
公元101年,东汉金城太守侯霸与西部诸羌之一的迷唐部战于河湟,迷唐部战败,渡黄河远走赐支,即今果洛地区。
再几百年,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湟地带换了新主人吐谷浑。公元608年,隋朝大军进击河湟一带的吐谷浑。吐谷浑战败,其第二十代主伏允南奔雪山,即果洛的阿尼玛卿山。
到唐初年,果洛地区主要居民是党项羌人。
公元631年,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率众东进,兵锋所向,党项溃败,一部内迁到陕甘一带,逐渐融入华夏族群,一部则留在当地融入了吐蕃。
公元635年,贞观九年,唐朝将军侯君集和江夏王李道宗征讨吐谷浑时,到达河源地区。
公元641年,松赞干布在柏海,今扎陵湖和鄂陵湖区,营建行宫,迎接和亲的文成公主。
公元708年,金城公主入吐蕃和亲,再次经行黄河上游的果洛大地。
宋代,公元 1289年,正在横扫世界的蒙古大军进军西藏,汗王阔端所部进据果洛,并在黄河上游地区建立许多联通西藏的驿站。
元代,忽必烈统一中国,果洛地区由衙署在四川境内的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节制,并开始实行以后延续到明清的册封当地部族首领为千百户的土司制度。
1280年,忽必烈派招讨使都实,探寻河源。都实到达星宿海,并绘有河源图,著有《河源志》,也是中国第一本关于河源地理气象的专门著作。
明代,1370年,明将军邓愈率军西征,元朝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何锁南普等降明,果洛地方改由明朝朵甘思行都指挥使司节制。明朝在这一地方也沿袭元朝统治方法,靠册封当地部落豪酋,遥领羁糜而已。
1378年,明洪武皇帝派僧人宗泐到今果洛州河源带宣慰。至今有《望河源》一诗流传:
积雪覆崇冈,冬夏常一色。
群峰让独雄,神君所栖宅。
传闻嶰谷篁,造律谐金石。
草木尚不生,竹产疑非的。
汉使穷河源,要领殊未得。
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国。
老客此经过,望之长太息。
立马北风寒,回首孤云白。
明朝对藏区,册封土司外,更册封许多不同教派的佛教领袖为各种名号的法王,并予以丰厚赏赐。可能是为因应这一形势,果洛地方,那些今天仍颇具影响的各教派寺院在这一时期开始相继创立。
公元1493年,索南杰布在阿琼岗创建噶玛派知格寺,即今江日堂乡的阿姜寺。
公元1522年,噶玛派僧人弥觉多杰创建吉德寺。
有清一代,立寺建庙活动更加频繁。
如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 年,阿柔格西俄赛尔修建拉加寺。
乾隆五十年,公元 1785 年,阿木桥活佛建龙格寺。
嘉庆十五年,公元 1810 年,知钦寺立。
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建成卡昂寺。
咸丰七年,公元 1857年,拉智活佛创建今久治县境内的白玉寺。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年,郎多合嘉措创建查郎寺。
吐蕃末代国王朗达玛灭佛后,青海地方,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中心地区之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