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庚胜，纳西族，博士、研究员、教授，1957年2月14日生于云南丽江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有50卷《白庚胜文集》等多种专著、论集、译著，并主编出版40余种近万卷册类书、丛书、专集，曾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等10余项国家特别委托项目、社科重大项目，获10余项国内外重要学术奖项；被中国文联授予“全国青年优秀文艺家”，被中央机关授予“优秀党员”，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模范”，被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联合授予“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被《人民日报》评为“年度环球人物”。

    白庚胜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不久前，贵州出版集团出版了《白庚胜文集》50卷。这是您数十年间从事民族（民间）文学、民俗学、文化学研究，以及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文学创作、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丰厚成果，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的守护神”。您如何看待这个称谓？
　　白庚胜：社会上称我为“民族（民间）文化守护神”,我受之有愧，至多只能算一个“保护者”，比我优秀的先贤、前辈、同仁、同时代的人多的是。而且，我所取得的一切，都是祖国、人民、时代给予的，都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也不辱使命，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博大精深的人民文化面前，尤其是这样。我反对一切“文化造神”，更反对自己“封神”。

　　文化艺术报：您曾经自嘲自己是“三不像”：不像学者，不像官员，不像作家。您现在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出版了那么多的成果，作出了那么多的贡献，获得了那么多的荣誉，还会这样自嘲吗？
　　白庚胜：“三不像”是我的自嘲，也是我的特点。因为从参加工作起，无论当学者，还是当官员、当作家，都是党组织安排的。“三不像”是因为我有20年在中国社科院做学术研究与管理，有10年在中国文联及其民间文艺家协会任领导，有两年在云南省人民政府挂职锻炼，后来又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其间，我一会儿在国内，一会儿在国外；有时在田野，有时在讲坛；有时做遗产抢救，有时做文化产业、事业，参与全国政协的文化参政议政时，接触了多领域的工作，得到了多岗位的历练，发挥了多方面的能力。但我非常羡慕那些从一而终的专家。“出尽风头”间，我还是不时提醒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尽可能不失本色，尽快进入角色，尽力争取主动，既谦虚向老学者、老领导、老作家们学习，又力求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风骨，出色完成党和国家交办的任务。当然，这是一种严酷的考验，要付出许多代价。好在我还未曾给工作带来过损失，尽管“三不像”，可我始终听从组织的召唤，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从无艾怨。

　　文化艺术报：您一直主要从事民族（民间）文学、民俗学、文化学研究与组织管理，一生都在为传统文化发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就是在冯骥才和您手中发起的。为何会发起这项行动？
　　白庚胜：我这辈子从事过多领域的工作，但以主持这项工程历时最长，用力最甚，用心最苦。它启动于本世纪之初，那时冯骥才和我刚刚分别兼任新一届中国民协主席、副主席。最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国家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引起我对西部文化安全的担忧：中国的西部发展是必要的，但它不应等同于美国的西部大开发。美国西部没有众多的民族，其历史短，不是它的文化本源地，不与众多国家接壤，不是生态富集地。它的开发是纯经济性的，不应该将美国式的西部大开发模式套用于中国，否则将引发中国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大混乱。于是，我立即在我们所主持召开的有 24个单位与部门参加的“西部文化建设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西部开发的本质是促成西部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并提出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利用、繁荣是其重要任务。这次会议的纪要上报后，得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同志的高度重视及批示，还转孙家正、艾知生等领导同志具体解决，使中国西部大开发从一开始就有学术的声音、学术的参与、学术的含量，避免了西部文化因为开发而开发遭破坏。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我国正在争取加入WTO与世界接轨，引起全民性的恐慌：中国的经济、生态、社会，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也引发对一个共同问题的关注：我们用什么精神力量作支柱去与世界对话、接轨？我们主席团在多次讨论后达成的共识是：依靠传统文化，并从民间文化入手。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我们有这方面的雄厚力量，且有周巍峙、钟敬文、贾芝、冯元蔚等有关领导作依靠，有马学良、刘魁立、段宝林、陶阳、乌丙安等专家作后盾，且民间文化的人民性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得到肯定。由于它在市场经济面前所受冲击最大，其危机已经不仅仅表现在西部文化方面，在民族（民间）文化方面尤为突出。因此，必须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依靠全社会的广泛支持，来一个紧急动员，搞一个大的行动，与全球优化赛跑，作抢救性保护，促进文化大觉醒、大繁荣，以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通过它重振中国民协的雄风。
　　当时，由于文化思想解放刚刚开始，国家经济实力有限，从动员、立项到争取经费支持，我们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在该工程启动仪式之初，有人就上书称“冯骥才与白庚胜这两个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要打着‘民间’之名保护民族主义，要打着‘遗产’之名对抗先进文化，要打着‘文化’之名保护封建迷信”。然而，文化使命与国家责任，让我们义无反顾。

　  文化艺术报：您能举几个当初民间文化生存危机的实例吗？
　　白庚胜：比如说，当我与冯骥才主席于2002年，前往山东杨家埠看望木版年画传人杨洛书时，只见他的后代无一人继承他的技艺，改而有一个日本女子正在他门下从师学艺。这是一种危机！也在其前后，一家日本公司用巨资买走一座侗族鼓楼，并放下狠话：几十年后，中国人要看鼓楼就到日本来。这令我切齿！当我们在河北武强抢救贾振邦老人几十年前秘藏的木版年画原版时，烂在屋顶夹层下的几百块珍品中仅有十余块勉强可辨。它让我泪目！而在我的居所旁的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每天熙熙攘攘，到处有形形色色的文物在呻吟；在我多年后再次直奔云南丽江石头城去收集民间绝唱《哎哉鲁梅克》时，却见它的歌手已经谢世。这一切，更坚定了我在无数传统村镇倒塌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之前把它们保护下来的意志。面对传统文化的病入膏肓，我总觉得一切都要尽快拉响“120”行动。须知，我们误半拍，文化遗产就亡一片。

　  文化艺术报：抢救工程是何时开始的？
　  白庚胜：是在协会主席团深入讨论并征得中国文联党组同意后于2002年正式开始的。当时，我们一无经费，二无红头文件，冒了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正加速消亡的现状，已经容不得我们明哲保身、患得患失。好在文化部与国家民委主持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亦已启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的全球性“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开始影响中华大地，党和国家开始作积极的应对。
　　我们的做法是，立即在本系统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制定为期 10 年的工作计划；工作重心从民间文学调整为民间文化；通过媒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分期培训业务骨干；制定抢救保护标准；分批推进具体项目实施；严密部署、严格管理、严肃验收；理论建设与保护工作并举；致力于与乡村重建结合；坚持以传承人保护为重中之重；实现与市场、高科技的对接……在此过程中，冯骥才发挥了他特有的社会影响力、凝聚力，主席团各位副主席也都各尽其责，表现出色。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把关、学术规划、理论探索、整体协调、具体实施上。

　　文化艺术报：请问抢救工程取得了哪些成果，现状怎样？
　　白庚胜：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是永恒的任务，作为阶段性工作，我们当初设定的工程期限为10年。其主要任务为：1.做有关现状大普查；2.确定急需抢救的项目；3.先行主编《中国剪纸集成》《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中国民间艺术集成》，继之组织《中国唐卡集成》《中国民间传承人集成》《民间文艺分类体系》编纂；4.命名杰出传承人；5.建立优秀保护传承基地；6.扶持优势产业；7.编著出版“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民间文化传承人”丛书、“民间工艺教材”丛书、“中国萨满文化”丛书、“中国服饰文化”丛书、“中国妈祖文化”丛书、“中国民俗志”丛书；8.开办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生班。在我离会后，其大部分任务已经完成，但也有一些工作停止，有些项目拖延，有的如《中国民间文艺大系》《民间叙事诗长编》《民间史诗长编》与中国民间文艺数据库项目新上马，而且做得很好。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对我们国家、民族、民间文艺乃至民间文化、中国民协的影响是深远的。其最大的作用在于及时回应了时代的要求，让我们重新审视民族精神的力量与传统的基因，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传承了国家文化的精神，动员培养了一大批有生力量，唤醒了全体人民的文化自觉，有力配合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特别是为后来方兴未艾的全国性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了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尝试。从而，它在境内外引起重大反响。我就曾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听一位日本学者盛赞中国民间文化保护成果后，直斥本国文部省在类似工作方面无所作为；在国际萨满学会第六届学术会议上，当我尽情阐释我国宗教政策及民间信仰文化保护成果后，反响特别强烈，一扫“法轮功”问题造成的恶劣影响；当我成功发起梁祝文化遗产全面保护，并化解多地有关纠纷的消息见诸《解放日报》《文汇报》后，台湾《中央日报》及时发表文章，惊叹中国共产党正成功地在中国大陆进行规模空前的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切，让我从中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伟大力量。

　　文化艺术报：您在成为中国文联领导后不久即赴云南挂职锻炼，继之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请问，它们对您的文化工作有何影响？
 　 白庚胜：2006年，我从中国民协奉调到中国文联，负责联系中国民协、中国杂协的工作，并主要分管出版办、服务中心、基建领导小组、分房领导小组、职称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诉讼领导小组、晚霞工程领导小组等棘手的工作。特别是出版、服务中心、基建、诉讼工作问题成堆、矛盾重重，非有大无畏、赴汤蹈火的精神不可。我迎难而上，在胡振民等领导的支持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09年夏，我按中组部安排去云南省政府挂职锻炼。最初，接到通知任省长助理，后因全国性取消这一职位而改任副秘书长，协助主管领导，联系教、科、文、卫、文联、科协、文化遗产申报等工作，较出色地完成了文化体制改革、十大文化建筑工程、众多文化遗产申报等工作，连年获优秀挂职干部奖。2011年回京后，我被调动至中国作家协会，主管创作联络、少数民族文学、社团联系等工作，最重要的是负责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其成果出版后荣获“国家出版奖”，自己也被推举为第 13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文化参政议政方面提交了许多提案，且大多被有关部门所采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总的来讲，在各级领导及身边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以任职中国民协并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出发点，不管在不在位，都一直关注中国民间文化的命运，继续为它而呼吁，为它而奔走，为它而引资，为它做策划，几乎费尽移山心力，主编出版“国粹艺术”丛书、“中医昆仑”丛书、“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纳西学”丛书等近20种；策划“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大学”“贡品城”“东方美食城”“东巴王国”“纳西新学学院”等十余个文化项目：提交提案促成中国食文化学、中国文化遗产学学科，恢复民间文学学科；帮助建立中国家书博物馆、中国茶马古道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完成近百条文化专线的学术考察；主持建成数十个各类文化、文学基地；组织参加大量文化遗产论坛，并在几十所大专院校、研究机构与传媒机构作学术讲座；完成哈尼梯田等各层级遗产申报；为各地捐赠图书10万多册……
　　这些虽占用了我的大量时间与精力，使我难在更大、更精专的学术方面有所建树，但我其乐无穷，得到的是能力与人格的锻炼、提升，是对中国文化认识、理解、关怀的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和崇敬。我深深感谢伟大的时代，无比庆幸生活在伟大的祖国，由衷地感激我们智慧的人民。在我看来，无论是民间文化、非遗、民族文学等，都值得我永远珍惜，永远为它而献身。因此，无论是为它而从政、为学，还是兴业、做事，我都十分幸福、愉快。













　　我之所以能够在工作中不断生发有关学术思想，我自己的民间文化传承论、民间信仰论、色彩文化论、文化遗产论、地名文化论、民间文化论、民间信仰论、文化安全论、文化主权论、文化产业论、产业文化论、新文明论、文化强国论等之所以得到丰富与完善，都是民间文化抢救、保护实践赋予我的。

 　 文化艺术报：您是纳西族，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与传承，特别是纳西族的民族语言和民间文学，都做了哪些努力？
　  白庚胜：我小时候没有说汉语的语言环境，只是看与听基本没有问题。离开母语环境到北京上学后，听到乡音就格外亲。后来到日本留学，得知1972年在京都召开的国际环保会议上发布的《京都宣言》，就已提出要像保护自然物种那样保护语言文化，以保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存在与发展，这给了我重要的启示。在中央民族大学师从马学良教授攻读语言文化学博士期间，听先生发出许多语种、语言、方言面临生存危机的警告，更让我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力度。在此方面，我国的语言和民族政策不断完善，其相关工作一直也做得很好。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加拿大印第安部落代表团到访丽江，团员们纷纷失声大哭，感慨自己的语言已经被英语所代替，而在四方街却还能听到人们说纳西语，见人们穿纳西服饰，各民族和谐相处。不过，在全球一体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汹涌而至之后，我国少数民族及汉语方言的生存也开始面临挑战，民族文化工作者必须从理论到实践作出有效的应对，以确保我们的语言文化及其文学的安全。
　　中国民协从成立之初起就有收集、整理、传承口头文化之口传文学的丰富经验、巨大成果、理论方法、工作队伍。进入新世纪，我们主要是克服经费不足、人员不足带来的困难，继承优良传统，最终完成历时20多年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编纂出版工作；继续扶持河北藁城民间故事村、山西万荣笑话村、河北邯郸成语村、重庆走马镇传说村等开展相关活动；对江苏苏州、白茆、芦墟歌谣，以及广西歌墟、广东河源客家山歌、甘肃松鸣岩花儿等作重点保护；利用互联网技术等加大《民间文学》杂志的改刊、扩刊；创办中国民间故事节；重启新故事创作及故事会活动；组织力量对东北地区的语言文化遗产进行专门性调查；对云南、四川、江苏、浙江等省的民俗与日本学界长期合作调研，我自己也在其间写成《江南稻作起源传承研究》《三多考》等文章，并翻译大量的海外有关学术成果；连年举办海峡两岸民间文学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周口举办国际神话学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国际叙事文学研讨会，让中国民间文学薪火相传，并光照世界。

　　文化艺术报：您曾拟办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大学，这个愿望为何至今还没有实现？
　  白庚胜：我在中国民协工作5年，其间，一年在中央党校学习，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大学刚着手筹建就被调离，成了我永远的痛。
　　后来，我仍在其他岗位上为此持续努力，但至今未能完全圆梦。当时我之所以提出这种设想，是出于我的民间文化传承论包括教育传承，与生命、生产、生活、媒体、学术、文艺自身的传承相同构。而在教育传承中，我又下分家庭、社区、社会、学校教育，针对的是民间文化面临危机除指民间文化实体外，主要说的是传承出现危机，而教育传承又是重中之重，必须加以弥补，以培养优秀传承人、孕育学科、转换成果、服务社会。办一所民办公助的、综合性的，包括民间医药、服饰、饮食、建筑、美术、体育、舞蹈、音乐分院在内的民间文化艺术大学，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之所以至今未建成，原因多种多样，除了我的能力有限，最重要的是社会上普遍存在对民间文化艺术教育的偏见，认为它们登不了大雅之堂，成不了大气候，自生自灭是它们的基本规律，从而对其以人为本的教育传承有认识误区。当然，筹资困难也是一个制约因素。于是，我只好化整为零，在北京、湖南、云南、四川等地因地制宜，根据其餐饮、刺绣、旅游、茶叶等资源优势开办相关院校，或者在有关大专院校开设相关专业，以积累一定的经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文化艺术报：您原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是怎样从一个学者转变成了行政工作者？
　　白庚胜：我从1980年起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凡20年做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别无他念。想不到国家发展如此迅疾，进入世纪之初就把文化建设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上级组织多次动议调我到中国民协任职。而那时，我刚在国内外取得文学双博士后做博士后研究，并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虽穷，却是一个做学问的天堂，更何况它对我恩重如山。正在犹豫不决，一位老同志劝我说:“你到中国民协干吗去？那是个民间团体！社科院再差，也是个国家部委级单位。”一听这话，我倒火了：中国民协怎么了？你们这些人老是看不起民间文艺，我倒是要去看看中国民协能不能干一番大事业！就这样，我赌气式地赶到中国民协去上班。恰好，大作家冯骥才先生于不久前刚接替冯元蔚先生任该会主席，我就被任命为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开始了从学术到管理岗位的转变。好在中国民协是一个学术传统很深厚的协会，需要有很强的行政驾驭能力及学术修养，从而并没有让我与学术绝缘。作为党员，最重要的是党需要干啥就干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增强自己的多种能力。而且，无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必须全力投入、样样精彩。

　　文化艺术报：当时您为何提出“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办公室在田野”，并经常奔走于全国各地？
　  白庚胜：这还真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我入所供职后，我的老所长贾芝先生、王平凡同志教导我的，只是我后来一直恪守了它而已。田野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也是人民文化的存在空间，富集着民间文化的一切母本、基因。前辈的大量成功经验及自己的亲身体验表明，熟悉生活、扎根田野、拜人民为师，是文艺创作和民间文化研究取得成绩的不二法门。所以，我向当时的民间文化界发出“到田野去”的呼吁，把办公室、研究室设在田野，就是为了鼓励同道们改变学风，投入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最前沿。当然，我自己也身体力行，至今仍奔走田野不倦，哪里有民间文化遗产往哪里去，收集了大量资料，了解了许多情况，解决了大量问题，让实践与理论更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认识与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成效性。
　　至今，我已走过我国绝大多数县份，历经许多次生死考验直至落下残疾，遍访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做过数以百计的文化专题考察，并以此为基础主编了40余种近万册民族民间文化、文学类丛书、类书，为国家的文化积累做了一定的工作。在我国的城市化日益深化的今天，我仍要呼吁广大民间文化、文学工作者，千万不要停止到田野去、到边壤去、到人民生活中间去、到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去，真正把握文化国情，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为中华民族在新时期的人文重建做大学问、真学问。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启蒙是从母亲讲述的民间故事开始的？
　　白庚胜：我父亲不识字，而且早逝，家中也没有任何藏书，加之从小学2年级起，我一直在动乱中度过，母亲就成为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老师。母亲出生于一个耕读之家，她虽没有上过学，但懂许多纳西族谚语、谜语、俗语、俚语，上山砍柴能吟“巩气”抒情，下地收种会唱“卫莫达”提神，还常带我去参加婚礼熟悉“阿丽里”曲调，领我到丧葬仪式默记“挽歌”歌词。她在火塘边、松明下为我讲《创世纪》《黑白争斗》《白蝙蝠取经》《买驴蛋》《阿一旦》等故事传说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当时，我们族中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堂兄，他是有名的故事大王，给我讲述过大量的纳西族笑话、寓言、童话。这些，既开发了我的想象力、记忆力、表达力，填补了我幼时贫乏的精神生活，又让我建立起最初的道德观、人生观、审美观。
　　随着我们村有两个稍大的童友到城里上中学，他们每周给我带回一些图书让我阅读，先后看过的作品有《吕梁英雄传》《欧阳海之歌》《平原游击队》《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铁道游击队》等等，让我的心早早飞出所生活的丽江山水，与祖国大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我于1972年中考时语文卷取得全县应届毕业生中第一名的好成绩，那篇作文《一件小事》至今被后学们所传诵。
　　后来上大学学文学专业，我阅读了海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了解了中外文学史，毕业论文写的是《论杜甫诗“三吏”“三别”的人民性》。毕业后，我从事文学研究，取得了两个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出版了不少民间故事歌谣整理专集、散文诗歌创作专集。曾记得，当年刚到中国社科院入职时确定研究方向，我不选高古的古代文学，不选深奥的现代文学，不选时髦的当代文学，更不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最初传自我母亲的民间文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师从马学良先生，学的是“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研究”，博士论文《东巴神话研究》不但被连出6版，还入选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北京大学“东方学丛书”，被翻译成英、德两种文本。在文学尤其是在民间文学的道路上，我这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收获了太多的荣誉。

　　文化艺术报：从您的散文《父爱如云》中了解到，您的父亲不识字却重视子女教育。这对您有何影响？
　　白庚胜：我的父亲虽是纳西族农民、文盲，但取了一个文绉绉的汉名“白汝云”，还有字叫“焕东”，有号叫“向南”，简直就是一个大学者或大诗人。这与以石匠为业、成天与城里有钱有势的雇主来往的祖父叫“白文光”有关。耕读立家、以文光宗不就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最高理想？由此可见，他们曾是怎样在社会最底层尊崇着文化与知识的。我的一生，和父亲只有过短短6年的缘分，但我从他躺在病床上再穷苦也要供我们三姐弟读书成才的期待里，逐渐懂得只有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道理。在通过读书得到的快乐、收获、成功中，我日甚一日感受到了他根本的、长久的、深深的爱，让我从小立志读书，并从中感悟到中国民间文化的生命力体现于民众对自己命运的深切关切。我也从别人对我讲故事等能力的赞誉中，树立起了自信、自尊、自爱。如果当初父母亲短视、功利、狭隘，我将最终是个睁眼瞎，对社会一无所用，对国家和民族无所承担。因此，只要还活着，我必不负千千万万祖先、父母的希望，读好书，写好书，传好书，守护好中华文化的根和脉。

　  文化艺术报：从纳西山寨的放牛娃到在北京任高官，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白庚胜：挑战太多，无所不在，但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语言关，二是知识关，三是站位关。
　　就语言而言，我自幼在纳西语环境中长大，普通话能力极差，长期只会一般性说说写写，不能不在语言表达能力、运用能力、思维能力上狠下功夫。于是，我不仅多读多写，而且多与同事们、亲友们、妻子与女儿练口语，还报考了语言文化学博士，从理论上钻研语言学，使自己的古今汉语言能力与自己不断变化与提升的职业、专业、工作相匹配。我还利用自己曾在多民族地区长大、在民族学院学习、在少数民族文学或文化单位工作的优势，虚心学习彝、藏、白、傈僳、蒙古族等民族语言，以提升亲和力、沟通能力，方便在边疆地区的田野作业，使得在后来受命承担民族文学、文化领导工作时得心应手。由于生活在最开放的时代及北京，我还从留京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强行自学外语，以弥补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未曾接受过外语教育之遗憾，用很短的时间通过公派留学资格考试赴日留学，在进修日本学后又攻读历史人类学博士课程，并取得学位归来，开始在国际人文交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知识关方面，我痛感自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便决心刻苦学习，大量阅读，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做一个合格的“翰林学士”。我除系统阅读“中科院文学所青年阅读书目”外，先后到北大、北师大、作协文讲所、中央民大、文学所等大专院校与单位听各种讲座，凡科技、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人类学、民间文学、考古等知识无不关注，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拓宽自己的学术境界，把自己从狭小的、零乱的思维空间中解放出来。这虽貌似天女散花、东一榔头西一棒，但也使我在学术和工作中学会宏观思考，互相观照，总体把握，触类旁通。而这，正是从事高层次学术与管理所必具的素质。
　　就站位关来说，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边地出身、少数民族学人，天然具有淳朴、灵慧等特点，但常常为平庸、简单所困扰，需要在做人、做事、从政、从学等各个方面加强修养，通透事理学理，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不断取得根本性的提高，以避免片面性、主观性、狭隘性，并坚守为人民、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进步服务的理想与信念，一切从大局出发，把眼光放远，把目标定高，把人做好，把事做精，巧对各种挑战，适应各种环境。如，在创建纳西学的过程中，我始终强调它在中国人文科学重建中的作用、地位；在抢救保护非遗过程中，我坚持淡化信仰性、强化文化性；在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工作中，我的原则是民族精神要坚持、民族情绪要克服，民族文化须传承、民族主义必杜绝；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我始终致力于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主权建设；在政协工作中，我积极投入文化强国建设的参政议政中。
　　通过克服这三关，自己纲举目张，人格得到了提高，境界得到了升华，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都较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办的任务。

　　文化艺术报：您至今已经先后调研全国2000多个县，使得许多民间文化遗产得到抢救保护。纳西族东巴神话为何成为它的切入口？
　　白庚胜：我的学问是学出来的，但也是走出来的。它最初是被有关领导所指引，后来是为李维斯特、摩尔根、约瑟夫·洛克、丁文江、费孝通、杨成志、马学良、李霖灿等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田野调查经历及其成果所鼓舞，最后成了自己的文化自觉。的确，从1982年最早回家乡做民间文学收集整理算起，我至今已经基本走遍全国所有区县，经历了许多生死考验，去抢救、保护、了解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基本建立起了自己庞大、严密、独具特色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民间文化学、非遗学理论体系和工作系统。
　　这一工作的切入口之所以选在纳西族东巴神话，是由于我熟悉它，有感情，我又长期受到茅盾、钟敬文、马学良、袁珂、潜明滋、张振犁、刘魁立，以及日本学界白川静、伊藤清司、君岛久子等先生的强烈影响，始终对神话学兴趣浓浓。在这一背景下，我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纳西族东巴神话研究》，并得到导师的首肯。其目的是理清纳西族东巴神话体系，对其结构、谱系、时空表现、类型、母题、形象、象征、关系等进行探检，最后确立它在纳西学中的地位，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神话不只是汉族神话，还应包括东巴神话在内的少数民族神话，呈“四梁八柱”体，从而于根本上为中国神话正名，彻底否定长期盛行于国际学术界的“中国神话贫乏论”，以捍卫中国神话的尊严，并为纳西学研究作示范，也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学术保护与学术传承开新路。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