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伸（右一）和张文彬（中）在灵官峡

　　2025年9月24日，我从外地回到西安，天已黑定，匆匆吃过饭，又在电脑上处理了一些杂务，眼看着10∶30过了，于是上床休息，临睡前习惯性地翻了翻手机信息。
　　突然就怔住了。
　　著名老作家杜鹏程的女儿杜稚给我发来了一封信：母亲张文彬于今日中午两点零二分，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终年94岁。
　　怔怔地看着这封信，始终难以相信。随后醒悟，急忙给杜稚拨电话。
　　电话通了，传来的是哭声。
　　放下电话，难以入眠，服了一片安定。零点过了，依然没有睡意，于是加服一片……
　　犹记头一次见到文彬老师的情景。
　　1976年底，我的短篇小说《人民的歌手》被《陕西文艺》（即《延河》）小说组的组长路萌老师读到并予以肯定。此后我便陆续接到通知，去参加省作协及有关部门召开的创作会议。已经记不清是冬天还是春天了，我和一批外地作者住在距离鼓楼很近的省文化厅招待所。一天会间，我朝招待所门外走，在木楼梯边碰上了《延河》主编王丕祥和路萌老师，正站定脚向他们打招呼，看见木楼梯上走下来一位中年女性。
　　搭眼看见，就觉得这位中年女性不凡。她穿了一件朴素的蓝布上衣，剪着一头朴素的短发。在所有的词语中，朴素是最恰当的形容。这朴素又凝聚和升华为一种气质。说书卷气？不全；说大家闺秀？也不全。那种温婉而高贵的气质用语言难以总结，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其实真正还原到生活中，这一切会很平常也很普通，但只要你稍稍用心，又会处处感受到不平常不普通。从衣着到举止到神态，有一种内涵是综合的，是浸润在骨子里的。
　　路萌老师显然和她极熟悉，为她介绍说：“这就是莫伸，铁路上的。”
　　一个“就”字，说明他们此前曾说到过我。
　　又转身为我介绍：“张文彬，小说组编辑，老杜的爱人。”
　　我不无困惑，抬眼看着他。
　　他马上意识到了，补充说：“老杜，杜鹏程。杜鹏程的爱人。”
　　我有些愣怔。上中学时，课本上最熟悉的名篇就是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这使得多少年来，杜鹏程这三个字如雷贯耳。没想到在开会的头一天，就见到了杜鹏程的夫人。
　　正在愣神儿，张文彬已经开口了：“莫伸你看着不大嘛。”
　　我急忙回话：“不小了，我实足26了。”
　　她笑起来：“26就是小呀——你那篇小说我看了，写得不错。你是不是还在宝鸡？”
　　“是。”
　　“最近在写什么？”
　　“写了一篇，是铁路题材的。”
　　“写好了还是给我们吧。”
　　我诚实以告：“不行。稿子已经改了两遍，让几个人看了，都觉得不好。”
　　“不着急，慢慢打磨。”她安慰我，“铁路题材比较难写，不过值得写。老杜也写过铁路，修宝成铁路时候，他一直在那边。”
　　我急忙应声：“我知道。我读过《在和平的日子里》，读过《年轻的朋友》，那里面写的清姜河、秦岭站、观音山、杨家湾，我都去过。”
　　那天，我们站在楼梯口说了十多分钟话。时间不长，但是能够感觉到她非常关心我，问了我很多问题：是哪里人？单位工作怎么样？父母在哪里？结婚没有？有没有写作的时间？除此而外，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的态度非常和霭，待人非常亲切。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才了解到，无论她还是杜鹏程，都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对年轻一代作者的呵护和关心，尤其是对来自铁路系统的作者，他们更呵护更关心。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同代的老作家中，我和杜鹏程、张文彬夫妇走得最近、来往最多。
　　再后来，我更知道了，文彬老师为帮助丈夫创作，也为照顾整个家庭，付出和牺牲了很多。20世纪 80年代初，正是中国文学“井喷”之际，文彬老师曾以“问彬”的笔名，先后发表了十余部散文和小说，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其中尤以1982年发表在大型刊物《当代》上的中篇小说《心祭》为最，这部小说一经面世，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当年它便荣获了《当代》优秀作品奖，被翻译成几种文字，不久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改编并拍摄成电影《残月》。正是这部作品，让我和许多读到它的人都对文彬老师满怀期待，尤其是当知道她还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期待就更甚……令人遗憾的是，正在向创作高峰冲刺的她，却突然间停了笔。我为此不解：能够写出如此优秀作品的人，为什么会停笔呢？随着接触的增多，我才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了，由于长年的劳累，更由于“文革”的摧残，杜鹏程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心脏，总是起起伏伏地出现险情。在这种情况下，文彬老师只能放弃自己的一切，全身心地照护丈夫，何况还要带养儿女。
　　1991年10月27日，杜鹏程溘然离世。其后一段时间，文彬老师基本上消失了身影。几年后，我拿到了四卷本的《杜鹏程文集》，拿到了经文彬老师修订的40余万字的《战争日记》；10年后，又拿到了厚厚的、经她反复搜集并整理成册的纪念杜鹏程的专辑《本质上的诗人》等书，心里这才明白，这些年来她一直埋头在做什么。
　　由于杜稚夫妇已经调往上海，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彬老师在西安独自居住。女儿女婿不放心，频频催她过去，但她始终舍不得她从小生长的这片土地。然而规律不可抗拒，随着年纪一年一年地增长，她在上海居住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这期间，只要她回到西安，总是会给我打个电话，我也总是会去看望她。让我难忘的是，每次见面，除过询问我写作和生活的情况，她还照例会问我读了哪些书，并为我推荐（包括杜稚同样为我推荐）可读的书。其中有一本是一位干部子女在海外留学时，写的反映三代中国女人命运的书。文彬老师告诉我：“这本书写得不错。”是淡淡的口气，也使得我以为她是聊天中的随口而出。后来猛然警醒，以文彬老师做人做事的尺度，哪一句话不是认真、中肯而诚恳的？既然她说这本书不错，那就肯定值得读。于是我很快买来了书。这一读，才发现写得真是好。那是一种有别于内地作家写作传统和习惯的好。整部书是写人物的命运，也是写时代和历史，写得那样平实、那样朴素、那样不动声色，却让人读得波翻云卷、惊心动魄。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上海作家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全书讲述的是电影明星上官云珠及其女儿的命运。陈丹燕是我同时代的作家，又是位女作家，尤其是她成长于繁华热闹的上海，反倒更易被读者忽略。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陈丹燕写有这部书，但是有了前几本书的经历，我很快买回来阅读。这一读，才发现上海女作家真是了不起。看起来是纤秀儿女、锦绣生活，却以如椽之笔，写出了真实、写活了人物，写出了特定年代的不堪和惨烈。
　　文彬老师性格沉静、为人平和，她从来没有过激烈的言行，几十年中，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提高嗓门，遑论生气动怒。她从来不会去和他人辩论，更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强加于人。她为我推荐好书时，总是淡淡地问我：读过这本书没有？再附加一句：这本书不错。而有时候，她也会淡淡地问我：那本书你读过没有？如果我说没有，并且问她怎么样时，她照例会浅淡地回答：有空了你可以看看。感觉中，虽然“这本书不错”和“有空了你可以看看”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经验告诉我，她的话是需要放大十倍去悟的。于是，我总是很认真地买来书，并很认真地去阅读。这一读才发现，一些书盛名之下，其实不副。
　　大约2004年开春，有一回我问文彬老师：有没有兴趣出外走走，去看看灵官峡，看看宝成铁路，她欣然答应。当年6月，我请年轻的朋友、西安铁路局宝鸡西工务段党委书记张德林帮助安排，准备陪同文彬老师和高彬老师（著名老作家王汶石的夫人）去宝成铁路。又分别给作家晓雷、王宝成、京夫打电话，问他们可愿同去。三人异口同声地答应。于是6月30日出发，当晚到达宝鸡。次日沿着清姜河朝秦岭高处走，先到观音山车站，看这座靠炸药炸出来的山间小站，看宝成铁路在秦岭北段的马蹄形盘道；之后上到秦岭车站，看山岭苍茫、铁路逶迤；当天中午在胡宝昌养路工区与工人们一起吃饭，饭后赶往灵官峡。沿途全是杜鹏程小说和散文中写到的地方。
　　那回陪同两位老师和文友，算是圆了文彬老师长久以来想到宝成铁路看一看的愿望，我为此高兴。当时张德林和凤州工务段党委书记张芬等人陪同我们，又安排专人为我们拍照，还特意为文彬老师在灵官峡铁路隧道前拍了照。这张照片，我至今珍留。
　　由于两位老师年逾70，加上退休多年，采风一类活动的机会已经不多，所以我尽可能让她们多走几个地方。记得当时还去了留坝的张良庙，返回宝鸡后又去了陇县的关山牧场，并去岐山县的农家乐参观吃饭。至今印象深刻，路途上高彬老师讲到“文革”中省作协院内发生的一些奇事怪事，非常鲜活、非常有趣，我们都津津有味地听她讲，忽而大笑，忽而屏息，当时我曾再三恳请高彬老师，希望能把这些事情都写下来，交留历史，她总是笑着摇头。
　　时间飞快地朝前走。
　　2011年，好友商子秦邀兄长商子雍以及我和几位文友一起去凤县参加活动。其间，我们又特意去了灵官峡。灵官峡地处秦岭深山，是一条气势磅礴的谷壑，20世纪50年代宝成铁路修建时，这里天然地成为“卡脖子”地段。即使千辛万苦地劈开了山岩，打出了隧道，多年来这里仍然是铁路运行的高危区段。后来随着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不断提高，铁路部门对这段线路进行了改造。那天到达灵官峡后，我发现灵官峡的面貌已经大变，最大的变化是当地利用几百米废弃的旧线路，在两座隧道之间的山体上镌刻了《夜走灵官峡》全文。那幅镌刻依崖而就，气魄浩大。当我陡然看见这篇凌空矗立、刀刻斧凿的文章时，非常震撼，当即拿起手机，给远在上海的文彬老师打去电话。我告诉她：《夜走灵官峡》已经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矗立在灵官峡隧道前，是全篇完整地凿刻在山体上的，如果她能抽出时间，我愿意再陪她来看看。
　　2012年6月，在陕西省社科院的支持下，在好友杨宏刚等几位朋友的帮助下，我陪同文彬老师二去灵官峡。这一回同去的仍有著名学者商子雍，以及省作协副主席冷梦、《当代陕西》总编辑张金菊、《文化艺术报》总编辑陈若星，以及青年作家亚东和后来担任了省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刘宁等人。时任宝鸡市作家协会主席景斌、中铁电气化党群工作部部长倪树斌等好友都不辞劳苦地驱车赶来。凤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以及主管文化的副县长非常热情，专程赶到十几公里外的凤州镇迎候。当他们引导并陪同我们走到《夜走灵官峡》石刻前时，文彬老师神态依然从容，步态依然稳健，只是眼睛渐渐湿润，那种内心的翻腾激荡，用语言无法形容。
　　那一回，文彬老师对陪同的当地干部说：“谢谢你们，你们把《夜走灵官峡》镌刻在灵官峡的石壁上，是对宝成铁路建设者最好的纪念，也为这篇文章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也还是那一回，一行人从灵官峡回来后意犹未尽，商量着要把高彬老师也请来，在一起吃顿饭并继续畅谈。确定之后，我专门给陈忠实打电话，问他可有时间参加。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准时去。”又特意加了一句，“有个事咱事先说好，这回请她们，钱一定要我出。”我含糊了一下：“再说吧。”他说：“不能再说，这事就这么定。”
　　那天，无论忠实兄长还是子雍兄长，都早早赶到饭店，以迎候两位老师。她们到来后，大家吃饭是辅，说话是主，心情愉快，场面热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三个钟头。我们聚餐的包间在二楼，结账是在一楼。散场时，因为有些事务需要照应，我离座较晚。正在包间里和人说事，就看见老友朱文杰从一楼走回来，说：“老陈躁了！”
　　我吃了一惊，问他怎么回事。
　　原来聚餐刚结束，商子秦和年轻作家徐伊丽就迅速去一楼结账——在长期的交往中，商子秦、亚东、徐伊丽等几位，每逢公益，从来都是默默无闻地抢在最前面。偏偏这一回不巧，陈忠实也快步走到了前台，坚决要求他来结账，但是先去者无论如何不让他结。反复推让中，陈忠实终于冒火了：“这是弄啥嘛？说好的我来结我来结，今天必须我结！换谁都不行！”
　　我明白这件事的来由。急忙告诉朱文杰，这事怪我，忠实兄长早早说过这句话，只是我忽略了，把它忘记了。一边说一边要往楼下去。朱文杰拦住我说，不用去了，已经结束了。我问怎么结束的，最后是谁结的账，回答“肯定是老陈嘛”。
　　2016年忠实兄长去世，许多人写了悼念文章。朱文杰、冷梦、徐伊丽在悼念文章中都写到了这件事情。阅读这些文章，我也进一步知道了，那天忠实兄长动了真怒，他甚至把别人已经放到结账台上的钱抓起来摔掉，一定要他来结，不折不扣地应了他那句：“必须我结！”
　　陈忠实为什么会这样顶真？
　　因为他深受杜鹏程、王汶石老师的恩惠，也深受张文彬、高彬老师的恩惠。说受前两位老师的恩惠，有许多例子，比如杜鹏程、王汶石曾鼎力推荐他的短篇小说《信任》，之后其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张文彬、高彬老师不仅是两位前辈作家的贤内助，她们本身也是小说编辑。陈忠实受到她们的关注、重视乃至提携和教诲，是不言而喻的。
　　回过头来看，那时的陈忠实已经声名鹊起、如日中天，而他对文彬老师和高彬老师仍然如此敬重，这既说明了他的人格和品质，也有力地印证出文彬老师和高彬老师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岁月在继续往前走。
　　随着日历的翻页，文彬老师留居西安的时间越来越少。女儿在上海，孙女在上海，双方都有许多牵挂，这牵挂最终让文彬老师落脚上海。尽管如此，我还是盼望她能够多回来，盼望她能够淡淡地对我说，“这本书不错”“那本书你读过没有？”
　　只是，这已经成为奢望了。
　　再后来，和文彬老师的电话联系也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是她的年纪越来越大，体力越来越弱，听力越来越差，联系起来会有许多的不便、许多的不安。我很怕自己像滑了针的唱片一样，反复地问：您身体怎么样？要多多保重。这些话是该问和必问，也是应酬，而在文彬老师面前，几十年来何曾有过应酬？！
　　只是我与杜稚的联系始终不断。我知道文彬老师心脏动过手术，更知道一个人高寿以后的身体总体趋势。和杜稚保持着联系，也就联系着文彬老师。隐隐约约，我总是暗暗地为文彬老师祝福，也总是怀有一些惴惴不安。
　　而这一天也确实到来了。
　　其实，消息的到来，完全在意料之中。
　　其实，94岁的年纪，已经是高寿，已经堪可告慰。
　　但还是难过，还是心里空落。在这个世界上，逝者不甘，总有许多放不下的牵挂；生者不甘，总有许多提不完的问题、听不完的教诲、说不完的话语。
　　只是……终有结束……
　　写这篇文章时，正值秋雨绵绵。几十年来，罕见雨水如此绵长，淅淅沥沥，终日不绝。或许，呜咽当歌，泪飞是雨。
　　文彬老师，愿您安息，向您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