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一九七三年出生，广西北流人，小说家、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蛋镇诗社》《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把世界分成两半》《喂饱两匹马》《灵魂课》《十三个父亲》《蛋镇电影院》《萨赫勒荒原》，诗集《宇宙的另一边》等。曾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第五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二届高晓声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等若干奖项。担任编剧的电影《秀美人生》获得第16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扬子江文学排行榜、收获年度文学排行榜等。现为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

    朱山坡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蛋镇诗社》在《花城》杂志 2024 年第6期发表后，引起评论热潮。今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蛋镇诗社》，从杂志发表到出版单行本，您又进行了多次增补、修改和完善，主要做了哪方面的修改？
　　朱山坡：《蛋镇诗社》发表的是删节版，18万字左右，出版时字数是29万字。这个小说早在十几年前就构思了，并写了人物小传，但一直到2023年源月才开始写。用在创作第一稿的时间和用在修改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初稿完成后一直都在修改，发表以后还在修改、增补，甚至出版社已经三校并排好了版准备下厂印刷了，我还修改、增补内容，多次向责编表达了歉意。最后一稿是第12稿了。主要是增加一些故事，还有更多的细节，尽量让作品更丰盈更斑驳。直到现在仍想增补。证明这是一部不断生长的作品。

　　文化艺术报：《蛋镇诗社》是您“蛋镇三部曲”的终章之作，为何会以“诗社”作为终章，书中的蛋镇诗社仅存在五个月便夭折，“诗社”是您诗意的抵达还是永不磨灭的记忆？
　  朱山坡：蛋镇三部曲的前两部分别以台风、电影院为背景，《蛋镇诗社》则以诗社为叙事载体。“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的神圣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那时候，在镇上，有诗人“垂青”于我，引诱我走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成人诗社。诗社的门槛很高，而我年纪还小，诗社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的成长。我懵懂地嗅到了诗歌的气味，对世界充满了幻想，整日都仿佛飞翔在小镇的天空，一直下不来。然而，还没等到我满16岁，诗社很快便解散了。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很长时间里我对此耿耿于怀。我必须给那个时候的自己作一个了断。写完《蛋镇诗社》，我终于落到了地上。

　　文化艺术报：《蛋镇诗社》是今年备受瞩目的长篇小说，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广东省作协主席、批评家谢有顺更是直言：“因为这样一本书的出版和发行，世界会记住蛋镇；会记住蛋镇诗社；会记住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全民写诗，或者全民都有读诗和渴望文学写作的阶段；也会记住曾经有很多人努力过，试图为这个世界带来诗意。”写《蛋镇诗社》这样一部书，您遇到的最大挑战在哪里？
　　朱山坡：我不喜欢写以文人为题材或主人公的小说。因为我不愿意调侃、嘲讽、轻蔑文人。因此，我写《蛋镇诗社》极力避免写成文人小说。金光闪热衷于办诗社，狂热地推动“全民写诗”运动，试图让全镇远万人都成为诗人，唯独他自己不愿意成为诗人。他从没有写过一首诗。他始终是站在诗歌之外看诗歌。他是一个矛盾的人。其实是我不愿意让他成为诗人，因为我不愿意让这部小说成为诗人小说。大部分参与诗社的人后来也没有成为诗人，没有以文为业。当时他们参与诗社，是因为炽热的激情暂时找不到出口，一旦有了更好的去处，他们便会旋即投身芸芸众生，成为沧海一粟，从此与诗挥手告别。说到底，我是想写一部关于普通人的书，与理想有关，与激情有关，与柴米油盐有关。它是滑稽的、荒诞的、夸张的，又是真实的、内敛的、苍凉的，充满了隐喻和黑色幽默，基本达到了我的预期目的。最大的挑战当然是我扮演了二十多个“作者”的角色去讲述不同的故事。我尽量让读者看不出来都是由“我”来讲述的，因此我不断变换腔调、语言风格，尽量掩饰，但最重要的是尽量把故事讲好，并不能因为“作者”的身份而降低了叙述的水准。文学水准远比“与作者身份相符”更重要。

　  文化艺术报：老作家王蒙在《花城》杂志上看到这部小说后，向主编表达了赞赏之意，并为该书题写了书签。感动老作家王蒙的是书里1980年代的诗意，还是一个老作家对年轻作家的欣赏？
　　朱山坡：一个作品出来，获得读者的肯定对作者是很大的鼓舞。王蒙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作家，据主编说，他阅读了《蛋镇诗社》并十分喜欢。我看作是他对后辈的热情鼓励。我非常感谢王蒙先生。如果有机会，我想跟他一边喝茶，一边畅谈1980年代的诗坛往事。他肯定比我知道得多，理解深刻得多。

　　文化艺术报：《蛋镇诗社》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诗社解散后，金光闪等人都不约而同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创业。为何把他们的梦想落地在广州，而不是北京、上海？这和您后来被引进广州有关吗？
　　朱山坡：我的家乡广西北流县南部跟广东高州、化州接壤。“蛋镇”的原型是我的家乡小镇。它处于粤桂交界，是粤语文化区，说粤西方言，深受珠三角地区的影响，高州、化州是我们趁圩最常去的目的地。我们的农产品大多也是卖给上门收购的高州商贩。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风率先吹到了我的家乡。“去广东”“落（下）广州、深圳”成为我家乡流行的口头语。近水楼台，广州是我们最向往的大城市，是谋生的第一选择。那个年代，我家乡很少有人去北京、上海谋生的，甚至往首府南宁、县城谋生的人都不多。那时候，镇上许多人去过广州但不一定到过县城。所以《蛋镇诗社》中的“诗人”们去广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我年过半百了还从广西调到广州工作，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少年时代便有的“广州情结”。

　　文化艺术报：您和广州、和《花城》很有缘分，2005年“花城出发”推出您的小说。从“花城出发”到今天，也就20年，这20年，从广西到广州，您从诗人成长为70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20年，对您意味着什么？
　  朱山坡：20 年前，我还在家乡的市政府当文字秘书，写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汇报和领导讲话稿，也偷偷地写着诗和小说。我一直都暗揣着作家梦，它经常在我的内心膨胀，想蹦出来，却被我死死压住。因为我想谋取一官半职回报我的父亲。直到我的小说被《花城》杂志以小辑的形式隆重推出，我才敢放飞压抑已久的作家梦想。《花城》给予了我底气和信心，我开始给组织写报告，请求调到文联去上班。如愿以偿。这20年，我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成长。我努力过，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写下了一些聊以自慰的文字，把梦想喂肥，也了却了一些心愿。广西的文学环境滋养了我、扶持了我。直到现在，我仍然对广西赞不绝口。两年前，我抓住了到广州工作的机会。并非广州的待遇有多好、环境有多舒适，而是我想体验人生的丰富和宽广。所以说，这20年，我听从内心呼唤，跟着感觉走，朝着梦想去。文学一直陪伴着我。

　　文化艺术报：您是“新南方写作”代表性作家，您如何看待这个定义，“新南方写作”和传统概念里的“南方”有何不同？
　　朱山坡：自从提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后，各方家从不同维度对它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对它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并作外延拓展，使得它成为近年来文坛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也参与了其中的探讨，受益匪浅。作为一个新命名，像其他曾经的概念一样，还有很多可以商榷甚至争论的地方，但这正是它的意义和价值。与传统的南方写作相比，“新南方写作”更侧重于书写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南方新图景，更加注重南方意象、南方视角、南方叙事以及南方风格，更加突出“南方”和“新”，更加彰显其新鲜的、独特的、生机勃勃的气息，更加重视对地域特色的挖掘书写，“岭南”“大湾区”的印记更加清晰、亮眼。

　　文化艺术报：您在北流老家朱山坡之外创造了另一个现实世界——蛋镇。从朱山坡到蛋镇，您走了多久？
　　朱山坡：从2004年开始主攻小说创作的时候，我以我家乡村子为原型虚构了“米庄”，写了一系列“米庄”作品，十年后，我觉得要“转场”了，2015年在创作《风暴预警期》中首次勾勒出了“蛋镇”，到2025年也刚好十年，也到“转场”的时候了。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后，您写了《蛋镇电影院》系列，有17篇吧，您当时自嘲：今后，当人们谈论与电影院有关的小说时，一定绕不过《蛋镇电影院》。《蛋镇电影院》系列在您的创作中占据什么位置？





























　  朱山坡：写《风暴预警期》的时候，我是站在“蛋镇”看世界，是仰视；在北京写《蛋镇电影院》，我觉得是站在世界看“蛋镇”，是俯视。小时候我是狂热的电影爱好者，为了看一场露天电影经常摸黑跑十几里山路。镇上的电影院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它是神圣的艺术殿堂，也是戒备森严的堡垒。电影院大门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写作就是回望。写下17篇与电影院有关的故事后，我觉得完成了一项巨大的任务。这部集子出版几年来，朋友们很喜欢，经常跟我谈论它，让我觉得写作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说我是一个短篇小说家，那么《蛋镇电影院》就是我的代表作。我愿意带着它到世界上去。

　　文化艺术报：因为您的小说，蛋镇现在成了旅游热点，文学的意义依然在？
　　朱山坡：哈哈，现在“蛋镇”还没有成为旅游热点，只是经常有朋友路过那里给我发些照片。“蛋镇”毕竟是虚构的，经不起实地的考究。而且，我笔下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蛋镇”，今非昔比。但那座电影院仍在，只是废弃了。也许阅读我的作品比到蛋镇旅游更有意义。前几天，家乡的朋友热心地为我申请了“蛋镇”商标，好像要有好事发生一样。我用微薄之力塑造了一个跟家乡有关系的“蛋镇”文学地标，并非刻意为之，但还是觉得挺有意义的。我依然相信文学。

　　文化艺术报：以后还会再写蛋镇吗？
　　朱山坡：写作要警惕滑入惯性的轨道。“蛋镇”已经搭建完毕，适可而止，不必竭泽而渔，防止审美疲劳，小心荒漠化。及时“转场”是必要的。我估计不会再写蛋镇“专著”。世界很大。写作需要新的挑战，需要新的尝试。我不愿意成为有明显局限性的作家。

　　文化艺术报：您当年在机关里写了15年材料，那时，您的理想好像是当官，在当官和当作家间摇摆过，是什么原因让您放弃了机关，放弃了当官的理想？
　　朱山坡：我父亲是一个老派的农村知识分子。当过兵，在国营茶场当个头，后来还当过村长，喜欢看书、乐器。在我的小时候，晚上他讲《薛刚反唐》《杨家将》，我家地坪上坐满了左邻右舍，连我家的仇人都坐在黑暗的角落里偷听。我有四兄弟，父亲对我们期望很高。无论是农闲还农忙，每个月他都要开一次家庭会议，核心主题就是“考大学，当干部”。他对我的要求一直都是“当个副镇（乡）长”。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父母为了供我们四兄弟吃了很多苦头，但信念支撑着他们。孝道约束着我，也鞭策着我。后来我进了政府机关工作，非常努力干活，希望早日当上副乡长。后来，我偷偷写起了小说，并在《花城》上发表，觉得文学才是我骨子里想要追求的东西。再后来，我当上了玉林市文联副主席，副处级干部，父亲无比欣慰。但我跟他说，你对我的期望我已经超额完成了，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干涉我的选择。他默许了。我转到文学的轨道上，他还是有点失落的。直到村里经常有人告诉他“你的第二个儿子新闻又上报纸了”，他才稍为释怀。只是他一直不明白文学是什么东西。临终前一年，他还一本正经地说他也想写一本小说。我告诉他说，写小说比当副乡长难多了。

　　文化艺术报：朱山坡是您老家的村子，为何会用老家的村子做笔名？
　　朱山坡：在我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笔名时，有一天突然发现“朱山坡”像是一个人的名字，仿佛一直在等待使用它的人，于是我用它做了笔名。我觉得自己跟“朱山坡”融为一体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它闭塞，落后，被人轻视，不为人所知，像所有被困在那里的乡亲一样。我得带着它到世界上去。我去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让它见识世面，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它、尊重它。它像母亲的影子跟随我多年。我敬畏它，生怕配不上“朱山坡”三个字。同时，它也鼓励了我、鞭策了我。仿佛我为它写作。

　  文化艺术报：作家林白是北流人，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北流是距离文学最远的地方。您的文学启蒙是从老家开始还是在南京读书的时候？
　　朱山坡：我的文学启蒙是从老家开始的。童年记忆是我丰富的文学资源。从在镇上读书开始，我接触了文学，接触了真正写文学作品的人，心里文学的灯盏早早已经点亮。北流的地理形状是长条状。林白在北部的县城长大，靠近玉林。我在南部，与广东接壤。南北差异很大，连语言都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我和林白的写作资源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我们都经常书写家乡，但她笔下的北流于我而言是有些陌生的，她对我写的蛋镇也很好奇。读过我们作品的读者，都应该认可“北流是个好地方”。

　　文化艺术报：短篇小说一直不受重视，人们总是看重长篇小说，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山坡：以前我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现在不这样认为了。因为已经证明，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谁都无法取代彼此。不论长短，好的作品总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从没有听说哪部作品受到推崇是因为写得足够长。长度并不能证明文学的价值。

　　文化艺术报：您的作品有鲜明的个人标识，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是讲故事的高手，您这些故事都是哪来的？
　　朱山坡：我的故事基本来自童年记忆，也有来自身边的人和事。很多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只是经过我的不断加工。我还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好素材，发挥想象力编造好故事。小说家的最大目标应该是把故事讲好，吸引读者吧。反正我每次写小说，仿佛面前站着一群读者，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去把故事讲得有趣，给读者提供情绪价值。当然，我并不会刻意迁就、讨好读者，我肯定是按文学的规律尽量把故事讲得更有文学色彩，更有文学价值。

　　文化艺术报：您编剧的电影《秀美人生》获得第16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可否谈谈这部电影？
　　朱山坡：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根据广西某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的事迹改编。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安排当了编剧。也是第一次当编剧，压力很大，过程也不轻松，但结果还算不错吧，完成了任务，算是一次特殊的体验吧。电影拍得还是不错的，口碑很好。

　　文化艺术报：您的小说改编影视剧的多吗？印象中《灵魂课》改编了电影，还参加了东京电影节。
　  朱山坡：找过我谈改编的导演也不少，但我只有三四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除了《灵魂课》，还有《卖鸡记》等。

　　文化艺术报：一个作家的快乐，在哪里？
　　朱山坡：作家的快乐在于凭空虚构出一个世界，无中生有地捏造了一些故事，塑造了一些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物，而且读者很喜欢。当写到得意的时候，会兴奋得手舞足蹈，仿佛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作家的痛苦比快乐要多得多。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挫折有时候会毁了一个作家。焦虑，孤独，沮丧，虚无，这些才是作家的常态。

　  文化艺术报：刚开始写作时，发表顺利吗？有没有经历退稿的折磨？
　　朱山坡：2004年从写诗转入写小说那两年，写了十来篇小说，投向全国各大杂志，收到的全是退稿信。其中第一篇小说《此去高州一百里》，投了几个刊物，最后只有《红豆》愿意采用，但因为该杂志字数容量有限，主编黄土路征求我的意见：可否从两万多字删减到6000字以内？我说，只要能发表，哪怕删到3000字都行。我赶紧把删节到6000字的版本发给黄土路。他看完后可能觉得删得太狠了，有点可惜了，建议我还是再投其他杂志试试，实在没地方发了，《红豆》再发。后来，我把它投给了《花城》，很快通知留用了，而且是在“花城出发”栏目重点推出。此后投稿还是不断收到退稿信。每次被退稿，我都深刻反省，觉得自己没有写好。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并不美妙，但逼着自己更努力。每次接到稿子留用的信息，我都备受鼓舞，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勇气和劲头。被退稿的过程是不断成长的过程，不要害怕退稿。太顺可能反而不好。

　  文化艺术报：写作这么多年，也算著作等身了，您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朱山坡：这些年我主攻短篇小说，作品数量并不算多，并非我不够勤奋，而是才华不够。这不是故作谦虚。那些大师们的作品数量大，是因为他们才思从不枯竭，坐下来就能写，而且能写好。我特别羡慕那些每天都能写两三千字的作家。我拿得出手的短篇小说不超过十篇。如果让我选一本的话，《蛋镇电影院》也许勉强敢拿出来示人。

　　文化艺术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都需要哪些准备？
　　朱山坡：如果把作家作为一个职业的话，需要自律。管理好时间和精力，阅读和写作将成为日常，也成为工作，每天都得像倔驴一样自觉围绕着这两件事来转。写作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手艺，有很多规律和方法，读得多了，写得多了，就啥都知道了，几乎没有什么秘密。谁写得好，谁就出得来。

　　文化艺术报：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朱山坡：我现在的日常生活十分简单、简朴，几乎枯燥。一个人在工作室生活，吃住都在工作室，早上起来写一会，然后去买菜，回来继续写一会。下午重复上午的事情。晚饭后去散步。晚上重复白天的事情。每周会去一趟市区，不是开会就是参加活动，有时候纯粹是去溜达。我不喜欢应酬，也不擅长社交。即使专业写作，还是觉得时间、精力不够用。我生活的地方是大学城，树木茂盛，湖光山色，环境很安静，所以我也变得很安静。

　　文化艺术报：对青年作者，您有话要说吗？
　　朱山坡：不要瞧不起老作家，更不要瞧不起自己。老老实实地写吧。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